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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及其應對——基于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

時間:2019-07-12 00:04:06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作者:曹曉飛    點擊:

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及其應對

——基于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

曹曉飛

曹曉飛: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及其應對——基于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

2019年1月21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

【“要強化風險意識,常觀大勢、常思大局,科學預見形勢發展走勢和隱藏其中的風險挑戰,做到未雨綢繆。”[1]】

5月10日,美國再次掄起關稅大棒,宣布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25%的關稅,并啟動對剩余3000多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的程序,惡意擴大對華貿易戰規模,使得我國國家安全面臨重大風險。目前,雖然學術界已經對中美貿易摩擦展開了多維度研究,但至今鮮有學者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來解析??傮w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安全理論的最新成果,是我們冷靜觀察、積極應對各種國家安全威脅的銳利思想武器。我們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深刻認識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摩擦的邏輯動因及其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多重影響,才能不被浮云遮望眼,增強戰略定力,穩妥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一、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摩擦是美國國家安全觀的必然邏輯

馬克思指出,“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是無產階級的責任,無產階級要揭露資產階級國家“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并在掠奪戰爭中灑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2](P14)關于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摩擦的原因,學術界已經從國際格局變遷、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美國國內政治斗爭以及特朗普個性等多個角度展開了解析。多數分析認為,發動對華貿易摩擦是特朗普政府實施新國家安全戰略、維持其世界霸權的戰略舉措。然而,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

【“直接支配人們行動的是利益(物質的和理念的),不是觀念,然而,這些觀念所形成的‘世界表象’往往成為傳送器,它決定利益的動力在什么軌道上推進行動。”[3](P12)】

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思想基礎和根本指南,如果我們離開美國國家安全觀去直接討論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就戰略論戰略”,可能會亂花迷眼,造成結論不周全。因此,觀察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摩擦動因不能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而必須洞悉其背后的國家安全觀念原因。

1.美國國家安全觀的基本內容及特征

國家安全觀是對國家安全問題的根本觀點和態度,是系統化、理論化的安全觀念,其主要包括對國家安全威脅來源、國家安全目標以及維護國家安全手段等方面的認知。美國國家安全觀源自美國的獨特地緣環境、民族特性和戰略文化,在其歷史演變中,逐步糅合了孤立主義、擴張主義、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等多種派別國家安全理論。其中,孤立主義是美國建國初期、國力弱小時盛行的國家安全觀,而當美國強大起來后,擴張主義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觀的主旋律。[4](P37)但是,孤立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在美國社會中一直存在,特別是當美國實力相對衰落、對外戰略遇到重大挫折時,孤立主義就會抬頭,主張堅持美國本土事務優先,減少美國的海外責任和國際義務,采取保護主義措施?,F實主義國家安全觀是二戰以來美國的主導國家安全觀,特別是近年來,進攻性現實主義國家安全觀越來越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導思想。美國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明確指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就是以“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為指導的”,這個原則就是“美國利益優先”。在美國現實主義者們看來,國際社會就是一個權力爭奪、你輸我贏的競斗場,遵循的是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叢林法則”,“國強必霸”,“修昔底德陷阱”無法避免。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又有著比較優越的地緣條件,美國理應比其他國家擁有更多的安全感,然而美國卻有著一種強烈的非理性的恐懼感,總是強調美國國家安全處于危險中,總是戴著有色眼鏡懷疑別的國家對美國藏有陰謀詭計。就像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深切告誡美國人:

【“一個自由民族應當經常警覺,提防外國勢力的陰謀詭計,因為歷史和經驗證明,外國勢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敵人之一。”[5](P370)】

美國認為,美國“領導世界”既是“天定命運”,也是“世界和平”的條件,為了完成美國的使命,就必須堅持美國安全優先,確保美國的絕對安全,主動尋找、消滅敵人。因此,即使沒有真實的敵人,美國也會“制造”出敵人。[6]因為在美國看來,只有通過與邪惡敵人的比較和對抗,才能告訴“美國人是誰”,才能顯示出美利堅民族的“優越性”和“偉大性”,才能維系美國的民族認同。在美國眼中,誰的意識形態與美國不同、實力世界第二,誰就是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者,也就是美國的最直接敵手,美國就一定要遏制他、打倒他,就要改造他、終結他,只有這樣,它才會感到安心、安全。在維護國家安全手段上,美國迷信武力和制裁,推崇先發制敵,對國際規則奉行“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美國這種根深蒂固的“非友即敵”的國家安全思維慣式,盲目追求單邊安全、絕對安全的國家安全目標,決定了美國敵視一切與其價值觀不同的國家,偏執于粗暴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不顧及甚至威脅、犧牲他國的安全。正如習近平深刻指出:

【“只有那些習慣于威脅他人的人,才會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威脅。”[7]】

正是美國的這種妄自尊大,根本不愿換位考慮他國安全的國家安全觀,使得美國毫不在意它自身給許多國家的安全帶來多么大的威脅。因此,羅伯特·吉爾平一針見血地指出:

【“不管美國做什么,它的政策都對世界各國造成負面影響。”[8](P136)】

2.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摩擦的國家安全觀念原因

蘇聯解體后,美國面臨沒有明確戰略敵手的“危機”,美國急迫尋找新的戰略敵手。當前,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在一些經濟領域成為世界第一,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對世界其他國家也越來越有吸引力和影響力,這就打破了“美國神話”,極大觸動了美國“例外論”的神經。盡管中國一再重申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但是按照美國國家安全觀的邏輯,強大起來的中國必然會威脅美國的“領導地位”。就如塞繆爾·亨廷頓曾經無中生有地斷言,中國必然會成為美國的敵人,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必然要發生一場“文明大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注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嗎?》的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也危言聳聽地指出,只要中國不放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必將繼續挑戰美國在各個層面的統治,除非美國愿意把自己重新定義為“非第一”的存在,否則美國人將對中國的崛起感到越來越不安。[9]他們的這些觀點深刻反映了美國社會特別是戰略界對中國快速崛起的疑懼和焦慮。特朗普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聲稱,過去幾十年美國“支持中國崛起”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對華“接觸戰略”已經失敗,中國不但沒有被國際規則、國際機制限制住發展,也沒有變成“民主、自由世界的成員”,反而富起來、強起來,前所未有地“威脅美國的利益、影響、實力、安全”。因此,新版“中國威脅論”成為特朗普政府爭取民眾支持“美國再次偉大”的政治噱頭,把中國作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強硬遏制中國”成為美國對華新戰略的核心。毛澤東同志在揭露美國對華戰略邏輯時指出:

【“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10](P1486)】

明白了這條定律,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摩擦的邏輯動因了。就中美貿易摩擦而言,美國一些人身體雖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舊時代,滿目是敵人,拿著手電筒只照他人而不照自己,不但不檢討美國是最多破壞國際規則的國家,反而污名指責中國“不公平貿易”、“不公平競爭”。美國明知自己在中美貿易中獲得了更多利潤,卻偏說吃了“大虧”,把原本互利共贏的中美經貿關系解讀成你死我活的殘酷游戲,就要把自己關進黑屋子,以所謂的“交易藝術”、飲鴆止渴的方式來解決美國自身的經貿問題,別有用心發動對華貿易戰,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全面遏制。

二、美國對華貿易摩擦給中國國家安全帶來的多重挑戰

習近平指出:

【“新形勢下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面臨的威脅和挑戰增多,特別是各種威脅和挑戰的聯動效應明顯。”[11](P6)】

美國強加于中國的貿易摩擦“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僅對中國的經濟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脅,而且給中國的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國民安全等多個安全領域帶來了復雜而嚴峻的挑戰。

1.經濟安全

美國從貿易、投資、金融、規則等多個方面向中國全面施壓,給中國的外貿安全、產業安全、金融安全等領域帶來了嚴峻挑戰。美國對中國的經貿政策和中國企業在美投資進行花樣百出的調查、審查,以“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為名,層層加碼對中國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嚴格限制中國企業進入美國的新興產業領域,蠻橫制裁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并阻擾美國企業到中國投資發展,強迫在華美資企業特別制造業企業“回歸”。細數美國加征關稅的清單,我們很容易發現,美國對華貿易摩擦的矛頭直指“中國制造2025”,狙擊中國經濟的弱點和要害,要把中國鎖定在全球產業格局和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阻礙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加劇中國產業“空心化”的風險。美國濫用美元霸權,恣意調整金融政策,吸納全球資本特別是在華外資流向美國,并“做空”人民幣,攪亂中國金融市場,使得中國面臨系統性金融動蕩的風險。美國針對性破壞WTO規則和爭端解決機制,重新書寫更加有利于美國的世界經濟規則,造成國際貿易失序,國際市場震蕩,世界經濟滑入“衰退陷阱”,惡化了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外部環境。美國正在與西方盟國討論建立新的“貿易群”,制定新的貿易規則,并以各種“毒丸條款”孤立中國。2018年6月20日,特朗普在“G7首腦峰會”上提出了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的“G7國家經濟一體化計劃”,意圖建立新的“經濟北約”,這個計劃已經得到其他國家的積極回應。美國指控中國《網絡安全法》“阻礙數據自由貿易”,并于2019年1月與日本、歐盟等盟國將數據貿易規則提交到WTO進行談判,而中國在數據信息安全方面的薄弱,使得中國面臨巨大難題。事實上,在美國對華貿易摩擦的沖擊下,盡管中國經濟受到的影響總體可控,但是中國的外貿出口、產業外移、資本流動、匯率市場、通脹水平、就業市場等領域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陣痛”。[12]例如2018年12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跌落至50%榮枯線以下,面臨衰退的風險。[13]由上可見,美國對華貿易摩擦是釜底抽薪,直搗中國經濟“命門”,刀刀見血,招招致命,嚴重威脅中國的經濟安全。

2.政治安全

美國挑起的對華貿易摩擦根本在于要挾中國改變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國家制度,侵犯中國主權,嚴重沖擊中國以政權安全、制度安全為核心的政治安全。美國政府基于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將國內問題國際化、經貿問題政治化,破壞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甚至試圖讓中美經貿關系“脫鉤”,嚴重動搖中美關系發展的根基,使得中美的戰略互信基礎更加脆弱。[14]此外,美國威逼利誘其他國家在中美貿易摩擦中“選邊站”,以此整合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尤為重要的是,美國把中國視為威脅美國的“修正主義國家”,給中國貼上“國家資本主義”等標簽,攻擊中國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經濟體制是造成“專制政權”、“貿易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國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中漫天要價,無理要求中國按照美國的條件進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的“結構性變革”,企圖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的譜系。

3.科技安全

創新能力不強是中國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近年來,中國全面實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大力推動科技創新,中國科技創新能力正在發生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深刻變化。目前,中國的科研人員總量居世界第一位,科技研發經費投入規模居世界第二位,科技創新指數提升至世界第17位。[15]但是總體而言,中國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科技差距依然較大,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在美國看來,中國科技實力的快速提升,使得美國的科技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因此,美國蓄意以貿易摩擦來阻擋中國“科技強國”的前進步伐。一是通過強化高科技出口管制來防止對華技術外溢,以實現對中國科技的“低端俘獲”。一般而言,擁有技術比較優勢的國家在國際技術貿易中理應處于順差地位。然而,在中美貿易中卻呈現出反?,F象:美國成了高新技術產品輸入國,處于逆差。[16]事實上,美國一直污蔑中國“盜竊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實施越來越嚴苛的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導致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自2011年來一直是負增長,使得中國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美國先進技術的難度增加。二是通過制裁中國科技企業來壓縮中國科技發展的市場空間。盡管中國“獨角獸”科技企業數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中國科技企業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技術的“不對稱依賴”程度偏高。例如,美國一制裁中興通訊,中興通訊就陷入“休克”。盡管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后,美國暫時、部分解除了對中興通訊的制裁,但是中興通訊卻付出了繳納巨額罰款、撤換高管、按照美國要求采購部件等一系列沉重代價。2018年8月份以來,美國極力策動“五眼聯盟”成員國聯合封殺華為公司,并慫恿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波蘭、捷克等國家“組團圍剿”中國科技企業。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以“行政命令”的卑劣手段“禁止美國企業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所生產的電信設備”,并把華為公司及其70家關聯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5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又把友祥科技、浙江兆晨科技等10家中國科技企業及3名企業家納入制裁名單。美國這些以國家力量打壓中國科技企業的伎倆,給中國科技企業的海外發展帶來了不小的阻力。三是通過限制科技交流合作來侵奪中國的科技發展資源??萍既瞬攀侵袊萍及l展的最核心要素,而人才培養的根本在教育。在美國對華貿易戰的影響下,中國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員被美國政府列入制裁名單,美國一些高校、科研組織中斷了與中國相關機構的科技交流合作。此外,美國政府加緊對中國留美學生的背景審查和專業限制,并以優厚的待遇爭奪全球科技人才流向美國,使得中國的科技人才流失風險增加。

4.軍事安全

美國在對華貿易摩擦中采取軍事冒險主義政策,旨在破壞中國軍事力量發展的經濟基礎,封堵中國軍隊現代化作戰能力的技術供給,同時制造國際恐慌,深化美國與其盟友的軍事合作,引誘中國走軍備競賽的邪路??傮w而言,美國對華貿易摩擦給中國軍事安全帶來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變本加厲擴大對臺軍售,打“臺灣牌”來對中國進行訛詐。例如2018年7月7日,即貿易摩擦正式開始的第二天,美軍艦隊穿越臺灣海峽進行武力示威。此后,2018年10月22日、11月28日,2019年1月24日、4月28日、5月23日,美軍艦隊頻繁穿越臺灣海峽。2018年8月1日,美國國會通過《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明確要求美國國防部一年內向國會提交提升臺灣軍力的報告,加強美臺高級別軍事合作。2019年“臺灣保證法”更是要求美國政府對臺軍售“常態化”。二是擴大對中國周邊國家的軍火出口。特朗普政府要求“印太”盟國承擔更多“防御中國”的責任,并放寬武器出口審查限制,簡化武器出口審批程序,大幅度增加對這些國家的尖端武器出口,既加深了其盟國對它的軍事依賴,更刺激了某些國家也采取軍事冒險主義政策。[17]三是制裁中國軍工企業和裝備部門。同樣是在2018年8月1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中國航天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等44家中國企業實施技術封鎖。2018年9月20日,美國政府以中國同俄羅斯開展相關軍事合作為由,悍然宣布對中國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及其負責人實施制裁。這些毫無國際法原則的“長臂管轄”、赤裸裸的霸權主義行徑,給中國的軍備發展帶來了阻力,從而影響到中國軍隊核心戰斗力的提升。

5.文化安全

美國對華貿易摩擦給中國文化安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穩定都帶來了復雜挑戰。在國際上,美國嚴重歪曲中美經貿關系、雙邊談判的事實,憑借國際話語霸權顛倒黑白:一方面把中國抹黑成“經濟侵略者”、“國際秩序破壞者”、“不守承諾者”,另一方面把美國粉飾成遵守規則的“好孩子”、“中國的重建者”、“中美貿易受害者”,處心積慮地為其對華貿易戰捏造借口。美國竭力向國際社會兜售其“美國優先論”、“文明沖突論”,狠命詆毀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唱衰”中國經濟,意圖打擊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信心,削弱中國的“軟實力”。在國內,美國妄圖通過輿論戰、心理戰來動搖中國的堅定立場,干擾中國的政策決策,摧毀中國人民的“四個自信”。事實上,美國對華貿易摩擦及其輿論攻勢已經給我國國內輿論帶來了一些負面沖擊:一方面美國宣稱“貿易戰很好,我們很容易贏”、“中國非常想要達成協議”,企圖速戰速決,逼迫中國簽訂不平等協議,蠱惑中國民眾對黨和政府失去信任,使得國內產生了“夸耀論”、“悲觀論”等錯誤言論。例如有人認為“中國夸耀改革開放成就,挑戰了美國,才招來了美國的打擊。”另一方面,美國步步緊逼、驟然升級的對華貿易摩擦也刺激了國內的狹隘民族主義,使得國內產生了“大打論”、“筑墻論”等非理性雜音。例如有人批評中國在貿易摩擦中“太軟弱、太保守”,想當然地主張用抵制美貨、拋售美債、打匯率戰等“終極武器”來大打貿易戰。還有人認為“中國對外開放不得不停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18]這些錯誤論調的實質就是懷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批評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反對改革開放,混淆視聽,嚴重危害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美國在對華貿易摩擦中輸出新自由主義、民粹主義、保守主義等思潮,[19]意圖把美國的“社會病”傳染到中國,干擾我國的新發展理念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能引發社會動蕩風險。

三、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穩妥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習近平強調:

【“要提高風險化解能力,透過復雜現象把握本質,抓住要害、找準原因,果斷決策,善于引導群眾、組織群眾,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學排兵布陣,有效予以處理。”[1]】

中美貿易摩擦是一場國家安全戰略大博弈。我們穩妥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打好這場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打好這場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的戰略主動戰,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統籌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1.統籌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

習近平指出:

【“安全和發展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安全是發展的保障,發展是安全的目的。”[11](P169)】

因此,一方面要堅持底線思維,立足防范重大風險的大前提來統籌,“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發揚斗爭精神,對美方展開有理有力有節的斗爭,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有效化解貿易摩擦帶來的風險,確保發展成果和發展命運。決不能因為害怕影響發展而怕事、避事,“在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那種不顧及安全特別是政治安全的發展,是迷失方向、走向邪路的發展,是顛覆性的錯誤。另一方面也要立足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來謀劃,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發展是最大的安全。因此要保持戰略定力、戰略信心、戰略耐心,一心一意謀發展,善用貿易摩擦的“倒逼機制”,化貿易戰的壓力為審視自身發展短板的“清醒劑”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加速器”,用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習近平指出:

【“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20](P488)】

因此,要依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妥善解決中美經貿發展的彼此合理關切問題,推動中美關系朝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未來發展,塑造有利于發展的安全環境,從而維護和延長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可持續安全。

2.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

在外部,要與美國以打促談、以談促合:一方面要有力回擊美國的霸凌主義,精準打擊美國的痛處,促使美國“回歸理性”。另一方面也要管控摩擦,擴大中美合作空間,正如習近平所指出:

【“如果走上對抗的道路,無論是冷戰、熱戰還是貿易戰,都不會有真正的贏家。”[21]】

因此,要根據中國發展的進程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繼續與美方展開“有原則的”高級別磋商,努力構建平衡、包容、共贏的中美經貿新秩序,積極推進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要充分利用美國國內以及西方國家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合縱連橫,打破美國拉攏、脅迫西方盟國聯合對我圍堵的圖謀。加強國際輿論宣傳,解決好“被動挨罵”問題,爭取到更多的正義支持。事實上,在WTO會議上,美國遭到了包括諸多美國盟友在內的數十個國家的“集體炮轟”,充分證明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可行性。在內部,要堅持習近平強調的“最重要的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22]全面深化改革,主動擴大開放,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內需,苦練內功,

【“做好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金融、穩預期、穩就業工作。”[1]】

全面防范貿易戰帶來的風險挑戰內外聯動、累積疊加,取得“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11](P3)的雙重戰略效應。

3.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

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必須

【“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1](P4)】

盡管我們反對把經貿問題政治化,但是必須要從政治上來看中美貿易摩擦,高度警惕國家被侵略、被顛覆、被分裂的危險,高度警惕改革發展穩定大局被破壞的危險,高度警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被打斷的危險,堅定“四個自信”,強化“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要高度重視貿易摩擦對我國經濟安全的沖擊以及安全風險的“外溢效應”,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突破,加快強軍興軍建設步伐,解決好受貿易戰影響的民生就業、國民安全等問題。及時開展中美貿易摩擦專題國家安全教育,引導民眾正確認知中美貿易摩擦的實質及其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防止錯誤言論、思潮的干擾,凝聚共識,堅定信心,團結奮斗。

4.統籌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美國對華貿易摩擦侵犯中國主權,威脅中國安全,阻擾中國發展,侮辱中國國格,給中國帶來了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此,中美貿易摩擦是我們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在這場偉大斗爭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11](P259)有必要指出,一些分析認為中美貿易摩擦的實質是“國際權力之爭”、“國際秩序之爭”、“發展模式之爭”,這些觀點其實是跟著美國國家安全觀的魔笛起舞,很容易落入美國設下的“新冷戰”輿論陷阱。事實上,中國不得不應對貿易摩擦,不是要和美國爭“權力”,不是要和美國發展模式比優劣,而是要爭中國的生存權、平等權、發展權等“權利”,確保中國的前途命運牢牢地掌握在中國人民的自己手中。中國不得不應對貿易摩擦,不是要破除現存國際秩序,而是要打一場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強權與規則之戰,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維護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要立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占領國際法和國際道義的制高點,以負責任的大國姿態,積極與各國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多邊合作,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多邊貿易體制,推動世界文明的對話,構建更廣泛、更深入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安全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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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習近平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開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工作座談會時強調:貫徹新發展理念 推動高質量發展 奮力開創中部地區崛起新局面[N].人民日報,2019-0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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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寒江雪 更新時間:2019-07-12 00:04:06 關鍵字:經濟  理論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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