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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潤為發言: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孔的問題

時間:2019-04-30 00:11:35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劉潤為    點擊:

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孔的問題

劉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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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深刻影響。”這些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批孔的問題,因為這一歷史事件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現代史的進程,而且一直影響到今天以至未來的思想文化建設。而要對這個問題求得正確的結論,就必須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站在“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

10多年來,有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批孔頗多微詞,認為它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應當予以否定。這個看法是不夠客觀的。

那么,當年的批孔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有問題,當然有些偏激、有些過頭,例如傳統文化學養十分深厚的魯迅,激憤之下曾提出要“掃除”“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諸如此類的觀點和作法,是無須回避也不可回避的客觀事實。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既有主觀上的原因,也有客觀上的原因。

關于主觀上的原因,毛澤東曾經在1942年做過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盡管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過“孔學優點”,但是這種表態很快被淹沒在對儒學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批孔是當時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學者是當時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學者吳虞,就是因批孔而聲名大震,以至被胡適譽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從客觀原因上說,則是因為儒學為一切反動勢力所利用。那時的儒學,占第一位的不是學術意義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卻未能推翻封建專制。封建地主階級仍然盤踞在廣袤的中國鄉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來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成為束縛廣大農民的四條繩索,讓他們備受剝削、壓迫而無力反抗,也無心反抗。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閏土、阿Q等等,絕非純粹的藝術虛構,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層眾生的真實寫照。至于上層,孫中山之后的總統、總理之類,無一不是改頭換面的封建統治者。“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多少復辟倒退、禍國殃民的丑劇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凱稱帝要尊孔,張勛復辟要尊孔,軍閥爭權要尊孔,土豪劣紳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要尊孔(如美國傳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書)。為給守舊勢力張目,康有為于1916年公開發表《致總統總理書》,要求憲法立孔教為國教,并復行拜圣之禮。事實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儒學原典中的那些崇實、進取的正能量已經消耗殆盡,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則被放大到極致,此時的儒學已經變成異常腐朽的學說,此時的孔子則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守護神。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們以一種學究的態度來對待儒學,一邊批判它的缺點,一邊又充分鋪陳它的優點,那就根本不可能改變當時的思想文化格局。要終結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就必須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而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就必須對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勢所趨,情緒偏激、說話過頭,是很難避免的。但是,我們在看到這些問題的同時,還必須看到:如果沒有這種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國傳統文化就有可能因為毒素的持續擴散而趨于消亡。從這種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破壞而是挽救了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享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今人,我們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利用它的某些偏頗來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進步性。事實正如毛澤東所說:“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同上,第832頁)

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也。”(《孟子·公孫丑下》)在今日中國,占居主導地位的是社會主義文化,腐朽的封建主義文化早已被趕到邊緣地帶。中國人民正在朝著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偉大目標,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強國。這樣的文化環境、這樣的文化使命,使得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以五四前輩不可得的從容態度去對待儒家文化,比較地側重于對它的繼承、消化、再創新的方面??傊?,批判地繼承是馬克思主義對待傳統文化的總方針。具體到實踐中,批判與繼承并非刻板的半對半的關系,這一時期可能是批判上升為主要方面,那一時期可能是繼承上升為主要方面。我們必須根據文化環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這是歷史辯證法在文化領域的一個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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