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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評論》與鴉片戰爭前英國對華輿論

時間:2019-07-14 00:07:43   來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張順洪    點擊:

《每季評論》與鴉片戰爭前英國對華輿論

張順洪

張順洪:《每季評論》與鴉片戰爭前英國對華輿論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英國對中國進行了長期的觀察與認識。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后,英國社會掀起了一股從文化上探討中國的熱潮,許多雜志對有關中國的著作進行了廣泛的介紹,并對中國各方面情況闡述了各自觀點,其中《每季評論》(Quarterly Re­view)尤為突出。

《每季評論》是作為《愛丁堡評論》的文壇對手而創立的?!稅鄱”ぴu論》創立于1802年,發行之初即成為極有影響力的雜志。其在政治方面的觀點日趨代表輝格派,這引起了托利派的擔擾和不滿。一些托利派人士遂于1809年創立了《每季評論》。在整個19世紀,《每季評論》受到英國保守主義讀者隊伍的歡迎。由于《每季評論》和《愛丁堡評論》受到當時英國兩大政治勢力的支持,且雙方均集中了一大批學者,因此它們成了當時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兩家評論雜志。德里克·羅珀曾指出,這兩家雜志主宰著英國的評論舞臺[1]。僅第一個十年,《每季評論》的發行量就幾乎增長三倍,每一份售出的雜志都擁有大批讀者[2]。

與其他雜志相比,《每季評論》更為注重評介有關中國的著作。1815年《每季評論》曾這樣寫道:

【“我們的評論是唯一用其一部分篇幅偶爾地,我們相信不是無用地,記錄有關中國的文獻在歐洲的進展的雜志。”[3]】

這當然有自我標榜的成分,但是在鴉片戰爭前的這一時期,《每季評論》的確更為注重對英國乃至歐洲出版的有關中國著作的介紹。需要指出的是,一,它在評述有關中國的文獻時,并不限于僅作介紹,相反通常要長篇大論地闡述對中國的看法,有時一篇文章達2萬余字。二,盡管《每季評論》與《愛丁堡評論》在政治態度上相互對立,但在對華態度上并無尖銳分歧?!睹考驹u論》對中國的看法在當時的英國具有一定代表性,且由于它在英國評論雜志中的地位,其觀點對英國公眾輿論影響頗大。本文僅考察該雜志在鴉片戰爭前對有關中國的文獻評介,并期以此弄清它對中國的認識、看法與態度,及其與鴉片戰爭的關聯。通過這樣的考察來揭示1840年前英人對中國的了解與看法同鴉片戰爭的關系。

從1809年至1840年,《每季評論》對華評介可分為三個小階段。第一階段從1809年至阿美士德使團來華(1816-1817);第三階段從阿美士德返英到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取消(1834)前夕;此后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為第三階段。

(一)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來華及一些成員返英后撰寫的有關中國的著作引起了英人認識與了解中國的熱潮,對華貿易重要性的不斷增長亦促使英人加強對中國的了解。一些英人開始學習中文,并逐漸對漢語進行研究?!睹考驹u論》在第一階段亦特別強調掌握中文的重要性,同時大力介紹有關漢語的著作,如小德金(De Guignes)編纂的《漢法拉丁文字典》和馬禮遜〈Morrison)的《華英字典》第一卷。前者由拿破侖敕撰,1813年在巴黎問世,被譽為當時歐洲最權威的漢語歐洲語言字典;后者于1815年出版,是英人所編的第一部漢英字典?!睹考驹u論》這時還評述了英人研究漢語的著作,如馬什曼(Marshman)的《論漢語的字與音》(1809)和馬禮遜的《通用漢言之法》(1815)。

由于對漢語的逐漸掌握,英人開始翻譯中文書,《每季評論》亦予以大力支持。在第一階段《每季評論》介紹的翻譯著作就達6本之多,其中最具影響的是喬治·托馬斯·斯當東(Staunton)的《大清律例》(1810)。這是歐洲人第一次較完整地翻譯中國法律,在當時被視為第一部直接完全從漢語譯成英語的著作,受到英國評論雜志的普遍重視。主要的評論雜志,除《每季評論》,還有《愛丁堡評論》等六、七家雜志都進行了長篇介紹,評介頗高?!睹考驹u論》說斯當東無可非議地是為歐洲打開中國·文獻“有用的財富”之庫的第一人,“使我們了解到中國政府賴以成功地把這個龐大的帝國中眾多生靈維持在一個整體內的真正的實踐機器”。[4]《愛丁堡評論》認為斯當東的翻譯精確清晰,使人們看到了未經刪改與修飾的中國法律的真實面貌,提供了有關這個民族的道德、智識史和文明程度的準確證據。[5]當時,英人一面向全球進行殖民擴張,一面忙著判定各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大清律例》的翻譯受到如此重視正是因為它為英人考察中國文明與社會狀況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這種考察的結論是否定的,馬戛爾尼使團之后,過去耶穌會士和歐洲大陸思想家如伏爾泰、魁奈對中國的推崇受到英人的嘲諷與駁斥。他們以懷疑的眼光看待中國文明,以嘲諷和貶斥的口吻評價中國?!睹考驹u論》指責來華耶穌會士在向歐洲介紹中國時·隱瞞了耳聞目睹的事實,而僅述及從書本上讀到的東西;只告訴人們關于中國政府的理論,而諱言其實踐;告訴人們中國人的道德情操,而忽略了他們的具體行為,而中國比在任何其它地方更為言行不一?!睹考驹u論》指出,傳教士對中國人的學識與情操充滿著“可笑的夸張描述”。[6]談到孔子時,《每季評論》說,如果不是耶穌會士對他的學說過分的傳頌,孔子則不會在歐洲被視為一位古代賢哲。[7]該雜志宣稱,馬什曼翻譯的《論語》是對那種“愚蠢的崇拜”的最好諷刺。

懷著重新認識中國的心理,《每季評論》的批判涉及到各個側面。在它看來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專斷的政府之一,沒有任何政府比它更為腐朽,更為肆意揮霍。[8]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形式長期以來一成不變,沒有改進。在中國,農民起義、少數民族的侵入或王朝的更替,不會導致任何變化和些微的民族改進。[9]中國人在《每季評論》看來“缺乏情操與道德感”,這是由政府的實際罪過和法律條文與法律的執行之間的相互矛盾,即民眾聽到、讀到與看到的事實與政府的說教之間的相互矛盾所導致的。[10]中國人的頭腦的機能被弱化得與他們身體的機能一樣遲鈍。在公共事務中,他們必須抑制自己的一切情感,他們表面上善良正直,而實際上極其虛偽險惡。[11]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缺乏認識,整個民族沉浸在十足的無知之中。[12]由于與其他民族隔離,又完全不懂別的語言,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中國是世界上最文明最進步的民族,由此產生了一種特有的虛榮心(Chinese vanity)。中國的科學數世紀來處于停滯狀態,中國人的算術知識從未超越算盤的機械運作所允許的范圍。論及中國的音樂時,《每季評論》甚至說:“中國人看起來完全不能創造出任何配得上稱作音樂的東西”,他們裝模作樣的莊重和對社交的厭惡不利于這種高雅藝術的耕耘。[13]由上可見,這一階段《每季評論》的確對中國進行了大量批評。當然其中一些見解不無道理,如認為中國行政機器,盡管改朝換代,卻長期沒有什么變易。這是對中國封建專制統治極為漫長的一種感性認識。但大多數觀點卻是謾罵式的,非理性的,更多是出自情感,而不是基于考察。這是與它極力否定17、18世紀歐洲對中國推崇與贊揚的心態分不開的,也是與英人的民族文化偏見和殖民擴張主義的情素密不可分的。

(二)

第二階段是從阿美士德使團返英到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取消前夕。在這個階段《每季評論》介紹的有關中國的著作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阿美士德使團成員回國后出版的訪華游記,包括伊禮士(Ellis)的《新近出使中國記事》,約翰·麥克勞德(Macleod)的《阿爾塞斯特號赴黃海航行記》和阿裨爾(Abel)的《1816—1817年赴華紀行》。第二類為譯著,列名介紹的有4部,其中較具影響的是斯當東翻譯的《異域錄》和德庇時譯的元劇《漢宮秋》,前者為英人提供了考察中國對外政策的一個實例,后者則為英人了解中國戲劇提供了材料。

《每季評論》對使團的經歷作了詳細的報道,并大量引述使團人員在中國的見聞,同時,及時地評述了阿美士德訪華失敗情況。在1817年1月《每季評論》就對阿美士德到達北京后未能覲見中國皇帝發表了一番議論,贊同阿美士德拒行叩頭禮的強硬態度,認為如果行這種“羞辱性的令人卑賤的”禮節,則英國就會被視為一個向中國進貢的小屬國,而拒行此禮,英國在中國政府眼中將是賦有“獨立精神”的國度。[14]《每季評論》寫道,阿美士德出使中國盡管失敗了,但他的行為卻保全了自己和英民族的本色。中國是一個膽怯而又傲慢的民族,對其讓步得越少,則其作出妥協的可能性越大。因而該雜志鼓動對華采取強硬態度,

【“我們的確感到我們長期的克制產生的效果無非是鼓勵中國戰船和堡壘憑借一切輕浮的托詞向我們的商用船只開火,這盡管通常未造成損害,但卻是應受譴責的蠻橫的侵略行動。這樣的克制一定會有它的極限……。”[15]】

阿美士德訪華失敗是中英關系的一個轉折點,一時間英國反華輿論盛行,《每季評論》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到1821年,《每季評論》對中國的批評有所緩和,比較注重從正反兩方面進行評價。如論及中國政府時,它寫道,說中國政府是一個壞政府,是指下級官員的實際行政而言的,而中國的最高統治者遠非專制君主。這種變化一是因為那種為否定18世紀歐洲大陸人士對中國的推崇的謾罵式的貶斥已沒有必要了,英人對中國的評價這時已經很低;另外,阿美士德使團訪華失敗引起的反華情緒有所冷卻。同時,隨著中文書翻譯的增多,英人有更多的機會認識中國。這種對中國社會文化進一步的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減輕英人謾罵貶斥中國的作用。正像《每季評論》承認的,

【“我們傾向于相信進一步的接觸可能使我們持有比過去公開表達的稍好一點的看法”。[16]】

《每季評論》對華批評有所緩和亦表現在它對中國文學的重視上。1827和1829年該雜志分別以《中國小說和詩歌》與《中國戲劇詩歌和傳奇》為題評介了托姆斯(P.P.Thoms)譯的《花箋》Courtship in Verse)和德庇時(Davis)譯的《漢宮秋》等中國文學作品?!睹考驹u論》認為在中國由于印刷術歷史悠久,文學得到廣泛的發展和流傳,中國可以說是一個“讀書的民族”。認為歐洲應從中國豐富的文學庫中吸取營養,指出“最高文化的果實可能因稼接外來文化而改進和變得豐富多彩”;在園藝方面英國已經受惠于中國,在文學方面有朝一日也許亦會得益于中國。[17]可見,《每季評論》盡管在評華時存在著許多偏見,但仍有著一種開放的心態——即學習外在文明優秀成份的心態。這也是處于迅速發展之中的英民族上進精神的一種體現。

三)

19世紀30年代為《每季評論》評介中國的第三階段。在這個階段英國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對中國推行自由貿易政策,鴉片貿易問題日益嚴重,中英關系日趨緊張?!睹考驹u論》在這個階段密切注視中英貿易與沖突的發展。還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取消前夕,《每季評論》就于1830年刊出了《對華貿易與交往》一文,站在東印度公司的立場上,支持保持該公司對華貿易特權,反對對華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該雜志以中國通自居,批評自由貿易者對中國的情況缺乏了解,指出以在印度的經驗來推斷在中國的貿易前景是十分可笑的。中國與印度的情況截然不同:印度是英國的屬邦,而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大國。中國政府深知如何限制外國商品進口,外貿僅限于廣州,且操在少數商人組成的壟斷機構公行手中,對進口商品征收重稅使其無法擠垮本地行業,同時,嚴密監視著對外交流?!睹考驹u論》認為自由貿易不適合中國的情況,只有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壟斷機構才能對付在中國面臨的貿易困難。因為在東印度公司現有體制下,英國尚能進行獲利豐厚的貿易活動,英國對華貿易量和享受的實際優惠都超過了那些沒有壟斷公司經營對華貿易的國家。有鑒于此,《每季評論》警告英國自由貿易者不要對中國嘗試新的政策,改變現行體制,尋求更多的通商口岸。該雜志呼吁保護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只作少許的變更,如讓來自英格蘭的“個體商人”同過去來自印度的英國個體商人一樣獲取執照在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表機構的控制與保護之下進行貿易活動。

隨著工業革命的迅速發展,自由貿易的力量在英國日益強大,1833年英國議會終于通過了廢除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的法案?!睹考驹u論》面對改變了的形勢,又提出了新的建議。在《對華自由貿易》(1833)一文中,該雜志首先指出推行自由貿易政策必將導致中英沖突,因為自由貿易需要自由交往,而中國政府一直采取限制對外交往的政策,這種政策除非動用武力是不會改變的。與1830年相似,《每季評論》認為自由貿易者用武力威脅來達到增開通商口岸擴大對華貿易的目的的企圖非但不會改善對華通商條件,反而會使事情更糟。該雜志進而警告自由貿易者不要過高地估計“中國人的腐朽與無能”而貿然輕動,以致造成不利后果。[18]《每季評論》這時對動用武力的叫嚷進行了一些批評。例如它寫道,僅因中國拒絕與外國商業往來,拒絕與英國訂立商約就對其進行武裝挑釁,從國際法原則上講是說不過去的。這當然只是《每季評論》動聽的辭藻,英國在海外的殖民擴張和入侵其他民族,考慮的是能不能的問題和自身利益問題,而不是國際原則。真正使《每季評論》反對對中國動用武力的原因,正如該雜志所道破的,是利益問題。

【“我們姑且承認中國的軍事力量可能薄弱;可是當我們回想起1808年從印度派去占領澳門的一小支武裝在幾個月就花去我們國家50萬鎊時,我們必須說我們不把企圖用寶劍或炮口對著中國人而把一個商業條約強加給他們的行為視作非常明智的嘗試,即使從財政角度來看。”[19]】

它又寫道:

【“中華帝國像其它所有國家一樣有自己的法規條例;……盡管我們可能討厭它們,但如果它們既非不公平又非壓制性的,那我們還沒有充足的理由進行反抗”[20]】

這里亦見《每季評論》作為一個學術性雜志,對華態度相對地比較和緩,與那些公然叫嚷打到北京,強加于中國一個不平等條約的人有所區別,亦不同于后來一些推行赤裸裸的殖民擴張主義的政治家。例如,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Palmerston)在1850年9月就毫不掩飾地宣稱,像中國這樣的“半文明政府”,“每隔8年或10年就需要修理一次以便使其秩序井然”。[21]

需要指出的是,這時《每季評論》的反戰言論主要是針對自由貿易者而發的。該雜志站在東印度公司的立場上,反對自由貿易,因而對自由貿易者叫嚷動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的論調進行了嘲諷與反駁。盡管與公然叫囂武裝入侵中國有所不同,但《每季評論》并非是和平的愛好者。前面已經著到,在1817年阿美士德訪華失敗后,它也是支持向中國炫耀武力的;后面還將看到《每季評論》并不反對侵華戰爭,相反卻為戰爭出謀獻策。

30年代隨著對中文的掌握和中文書翻譯的增多,英人對中國的認識有所加深;一些學者不僅僅對中國現狀作些表面的觀察與描述,而是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考察中國。在這一階段《每季評論》所介紹的有關中國的著作,再也不是以游記為主,而是以考察中國歷史與現狀的專著為主了。例如,1836年《每季評論》評述了德庇時的《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2卷)和由休·默里(Hugh Murray)等撰寫的《中國歷史和現狀評介》(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3卷),1839年評述了英國傳教士麥都思(Medhurst)所寫的《中國的現狀與前景》和郭實臘(Gut­raff)撰寫的《中國的開放——中華帝國概述》。

這些專著為《每季評論》進一步認識中國文明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中國文明程度的高低一直是該雜志感興趣的事,正如它在1836年說的,它一直從各種權威著作中摘取與中國有關的材料,以便能判定中國在“文明民族”中的位置。但是直到30年代,《每季評論》尚未對中國文明的高低形成一個成型的看法,前后觀點多有出入。1815年該雜志曾推測中國人在文明的階梯上可能與土耳其人不相上下。[22]1821年卻寫道:

【“中國人比其他所有東方民族進步得多”;“如果有人問我們中國人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其他亞洲人,我們的回答是,在一切方面”。[23]】

1834年,當論及中國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時,該雜志宣稱,僅就中國人對女性的態度而言,他們就應視為“野蠻人”。另外,《每季評論》不時用來形容中國的一個詞是“半野蠻”,如在1839年它宣稱“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中國處于一種半野蠻狀態”。[24]強調中國文明的半野蠻性無疑是在為英國向中國體制進行挑戰提供理論依據。既然中國處于半野蠻狀態,那么文明民族就有理由來促使其擺脫野蠻,走向文明;而同時文明民族當然沒有必要遵守處于半野蠻狀態民族的條例法規。

與此同時,中國亦被《每季評論》視為停滯不前的社會。早在1819年它就寫道,

【“當西方世界長期以來處于或前進或倒退的狀態時,大多數東方民族卻處于一種不變的(Stationary)狀態”。“對于中國人時間看來是靜止的。”[25]】

1827年《每季評論》又說,“我們與他們不同的是我們是一個可變的民族”,而他們寫、說、思、穿就像二、三千年前他們的祖先一樣。[26]1839年在《亞洲的現狀與前景》一文中,它對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停滯不前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亞洲停滯不前的社會的主要特'征是沒有自由政體,語言缺乏改進,每年財富的生產僅夠國民一年的消費,人民缺乏個性、獨創性和想像力,同時,勞動力缺乏流通。它繼續寫道,沒有增加的勞動就不會有任何資本積累,不會有任何進步。當勞動的自然刺激受到抑制時,任何人為的替代物不會有絲毫的作用,而在亞洲這種自然刺激受到抑制。該雜志指出,文明的進步正是與人重新獲取他對他自己的勞動果實的自然權利成比例的。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果實,就是這種自然權利的體現,它是一種社會自由。在中國人們卻缺乏這種自由。這里《每季評論》用了政治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

今天中外歷史學家的研究已經揭示中國即使在封建社會晚期也不是一個備止不變的社會,而是有自己的,哪怕是緩慢的發展進程??僧敃r在英國不僅《每季評論》,許多學者亦認為中國是一種停滯不前的社會。這是當時在英國流行的觀點,它的形成是有多種原因的,不應否認的是,英國在亞洲的殖民擴張也促使了這種觀點的形成。在亞洲進行殖民擴張也需要有理論依據,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需要外來的動力促使其發展變化就是這種依據。英國在印度進行殖民擴張時曾做過這種“理論研究”,而《每季評論》以及當時許多英國學者認為中國長期靜止不變,這一點與后來發生的一系列英國向中國傳統體制挑戰的事件顯然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系。

鴉片戰爭爆發前夕,《每季評論》刊出了長文《中國事務》,討論鴉片貿易與對華戰爭問題。在考察了中國政府歷來禁煙活動和林則徐虎門銷煙,及中英矛盾的激化之后,得出結論說,問題的和平解決已不可能了,但戰爭卻又是非常嚴肅的事。接著寫道:

【“盡管近期發生的事件在每一個英國人心中引起了激怒的沉思,我們卻難以排除某種對中國的偏愛。我們難以拋開這樣的記憶,即它是整個地球上現在存在著的最古老的民族;這個民族的編年史至少延伸了3000年,有一部有規則而又不相矛盾的歷史,從中我們見到未曾間斷的一系列王朝統治著在數量上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帝國的人口,而這個民族又是一個不變的,顯然未經混雜的民族。而且,當我們見到如此眾多的人口擁有地球上最龐大最富饒和水流最豐富的國土,交錯著無數條可航行的河流(兩條是第一流的)和它們的富饒的溪川;有著一條甚至在歐洲也無與倫比的內河航線,長達1200英里,而只是有一處水陸轉運,連接著北方京城與南方外貿大中心;——當我們見到這些眾多的生靈擁有各種生活必需品和大多數便利品,而無需外來援助;他們生活在和平的勞作之中,受他們自己的法典統治,并且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語言:他們使用的是一種書面的、始創的、賦有哲理性結構的語言,與其它語言毫無關系,……當我們見到幾乎所有的技藝處于高水平狀態,其中許多極為優美;·…“當我們想起他們從遠古以來就擁有印刷術,出版了成千上萬卷關于政府、法律、道德、宗教(當然是異教)、以及農業、園藝和其他家庭藝術的著作,加上讀來更為輕快的小說戲劇與傳奇故事;——再則,當我們見到那些在整個東方世界其它任何地方見不到的東西,如此眾多的人口住居在家具布置整潔協調的石筑、磚砌或木制的房子里,上等與中等階級穿綢著緞,農夫亦穿棉布——這些也是他們的祖先所擁有的優勢,那時我們自己的祖先仍裹著粗糙的獸皮;一當我們見到他們享受睡著圍有帳幔的床、坐著椅子和沙發、用桌子進餐的舒適條件,而其他東方人仍蹲在地上一當我們考慮這些事情時,我們承認我們自己不可能木懷有一種尊敬之情來看待中國人。”[27]】

《每季評論》確實對唐寧街人士流溢出來的對中國人的那種“自鳴得意的傲慢腔調”進行了某些批評,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那些狂熱鼓吹戰爭的人。那么,《每季評論》對侵華戰爭的態度究竟如何呢?什么是它對中國的“偏愛”與“尊敬之情”呢?

在《每季評論》看來,基督教民族與中國的商業往來遲早會出現危機,而危機現已到來,

【“我們唯一的祈求是明智地利用這個危機”。[28]】

為此,它提出用陸軍進行遠征是不可想像的,海軍與海軍陸戰隊才是適用的部隊。對中國的第一次沉重打擊應該選擇在廣州,然后海軍沿海岸北上,直駛達白河口。這種威懾將迫使中國朝廷求和,從而訂立由中國皇帝批準的條約。英人當向中國朝廷提出如下要求:

【“正義與合理的賠款,未來人身與財產的安全,把貿易往來置于光榮與穩定的基礎之上”?!?/span>

對于鴉片問題,

【“我們承諾的一切只是不支持鴉片輸入,禁止其進口則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而不是我們的事”[29]?!?/span>

如果中國人拒絕這些“合理要求”,那就只好放出戰船,摧毀其整個東部沿海的貿易,威脅其城鎮與村莊。如果要進行破壞,則可搗毀運河航運,甚至可決堤讓大水一淹千里。最后又提醒英國軍隊,中國人十分“詭計多端”,不能過分低估他們的力量。由此可見,《每季評論》并非反對戰爭。它所反對的是貿然進攻,可能導致吃虧的戰爭;它所主張的是如果能用有限的武力威懾達到目的,就不必耗費人力物力進行一場大戰。而如果中國拒絕英人的“合理要求”時,《每季評論》所主張的實際上是不惜一切手段迫使中國接受英國的“合理要求”。誠然《每季評論》不贊成占領海南島或臺灣,不支持在中國煽動民眾起義推翻現政府,并建議戰爭打擊的對象應主要是中國的公共設施與機構,而不是普通唐民。也許這些就是該雜志對中國的“偏愛”和“尊敬之情”的體現吧!

(四)

現在有必要進一步討論一下《每季評論》在中英關系中所起的作用?!睹考驹u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當時英國的“中國通”,它與撰寫有關中國的著作的作者有密切的聯系,為該雜志撰寫有關中國的文章的評論人員亦是對中國比較了解的人士。如約翰·巴羅(Barrow)和德庇時,前文已述及德庇時本人通漢語,是這個時期英國研究中國的主要人士之一;巴羅則是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回國后撰寫了《中國游記》,對英人評價中國有較大影響,常為學者們所引用?!睹考驹u論》大力介紹有關中國的著作,并且鼓勵英人學習中文,翻譯中文書,促進了英國社會對中國的了解。

該雜志還經常利用輿論陣地提出對華政策的建議,這實際上使它扮演了為英國政府當參謀的角色。它所提出的一些建議在一定程度上亦被英國政府采納。如1833年,該雜志建議部樓東和德庇時為英國的駐廣州商務負責人。盡管英國政府任命了律勞卑(Napier)為英國駐廣州的商務監督,但部樓東和德庇時卻分別被任命為第二第三商務監督,協助律勞卑辦理商務。英國對中國發動的鴉片戰爭之方式、進程和結局,雖與《每季評論》所提出的建議不盡相同,但其指導精神是一致的:即先進行打擊,對中國政府造成威懾,逼其求和,如果中國政府不答應和談條件,就進一步打擊,直到清廷接受不平等條約,從而達到其殖民擴張目的?!睹考驹u論》在1840年前的一系列活動,為英國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中做到“知彼知己”起了不可否認的作用,為英國贏得第一次侵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從對《每季評論》這個典型例子的考察,可以進一步提出下面的看法。一、英國報刊對中國的認識與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英國對華政策的制定與推行。二、英國報刊對中國的認識與了解為英國政府對中國采取適當對策、取得侵華戰爭勝利、迫使中國接受不平等條約創造了“信息條件,從這里可清楚看出“知識就是力量”在國際斗爭中的真正含義。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以及后來面臨西方列強挑戰時屢屢吃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外部世界缺乏認識與了解,缺乏這種“知識的力量”。

[1]德里克?羅珀(Derek Roper);《愛丁堡評論之前的評論1788—1802》云* before the Edinburgh 1788—1802)倫敦梅休因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27頁。

[2]阿爾文?薩利文(Alvin Sullivan)編:《英國文學雜志:浪漫主義時代1789—1836》(British literary Magazine:The Romantic Age 1789—1836),格林伍德出版社1983 年版,第360頁。

[3]《每季評論》,第13卷(1815),第408頁。

[4]《每季評論》,第13卷(1815),第409頁。

[5]《愛丁堡評論》,第16卷(1810),第477-478頁,參見《反雅各賓評論》,第39卷 (1811),第 225—226 頁。

[6]《每季評論》,第13卷(1815),第59頁,第409頁.

[7]關于耶穌會士對中國的描述是否真實可靠,歷來有不同的看法,直到今天歷史學家 們仍在爭論。讀者可參閱最近發表的許明龍的文章《并非神話——簡論17、18世紀中國在法國的形象及其影響》(《世界歷史》,1992年第3期),艾丹尼和何兆武的文章《舊制度時期的法國與中國文化》(《世界歷史》,1992年第2期)。

[8]《每季評論》,第3卷(1810),第314頁。

[9]《每季評論》,第13卷(1815),第415頁。

[10]同上,第63頁。

[11]《每季評論》,第11卷(1814),第338頁。

[12]《每季評論》,第16卷(1816—1817),第397頁。

[13]《每季評論》,第4卷(1810),第367頁。

[14]《每季評論》,第16卷(1816—1817),第408—409頁。

[15]同上,第415頁。

[16]《每季評論》,第25卷(1821),第415頁。

[17]《每季評論》,第41卷(1829),第113—114頁。

[18]《每季評論》,第50卷(1833—1834),第455頁。

[19]同上,第463頁。

[20]《每季評論》,第50卷,第467頁。

[21]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969年1卷本第2版,第380頁。

[22]《每季評論》.第13卷(1815),第418頁。

[23]《每季評論》,第25卷(1821),第414頁。

[24]《每季評論》,第63卷(1839),第384頁。

[25]《每季評論》,第21卷(1819),第79頁。

[26]《每季評論》,第36卷(1827),第499頁。

[27]《每季評論》,第65卷(1839—1840),第556—558頁。

[28]同上,第571頁。

[29]同上,第577—5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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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寒江雪 更新時間:2019-07-14 00:07:43 關鍵字:歷史  理論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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