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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概念內涵、要素分析與實踐邏輯

時間:2019-07-08 00:07:36   來源:《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 徐欣順    點擊: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概念內涵、要素分析與實踐邏輯

   徐欣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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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網絡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共同體意識就逐漸成為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國際國內諸領域倡導的新思維、新視角與新理念,生命共同體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逐漸成為政界、學界與輿論界高頻使用的詞匯。英國思想家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曾指出,“共同體似乎從來沒有用在負面的意涵,并且不會被賦予明確的反對意涵或具區別性的意涵”,而是著眼于“直接、共同關懷”??梢哉f,威廉斯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這種“共同體”維度上的思想發展趨向的深層意涵。具體到民族研究領域,黨的十九大以來,關于中華民族在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方面的相關研討方興未艾,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顯然,這是對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所謂宏大問題(Big Question)的追問與思考,因而也就需要更多的知識生產與供給來推動理論研究與現實發展。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相關文獻中已經零星出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表述,主要分散在兩個研究主題中:其一是愛國主義教育,意指近代中華民族在外來侵略的歷史危機中萌生的“救亡圖存的憂患意識”;其二是民族議題研究,針對國內少數民族的人口流動現象,指稱流動進程中“各地、各民族間文化的整合”之后形成的整體性意識??梢哉f,這一概念的早期出現,已經關切到了統戰工作與民族工作,但還沒有上升到對象性的研究層面,也就沒有深入的理論界定和系統分析。真正成為學界共同關注與細致研究的專題,是始于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明確提出要“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又提升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高度,于是,短時間內成為學界共同參與討論的重點與熱點話題,相關文獻也豐碩起來。

(一)研究文獻回顧

從較早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到2018年上半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關文獻已經累積達到1462篇,直接相關文獻203篇,對這些文獻展開系統梳理與分析可以獲得一個較為客觀的總體研究概貌。不過,面對如此宏大的議題,每一個樣本都是試圖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線索,因此,就需要借助一定的分類原則提供相對清晰的研究圖景。“思維角度”和“主觀互證”有助于理清既有文獻的基本觀點。依此看來,既有研究呈現出以下四種思維角度和互證線索:

第一種是橫向分類研究。近三分之一的研究都會依照平行類分的思維方式,以一種復線式的切入路徑,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拆分為幾個并列的模塊,每一模塊構成理解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的維度與線索。在既有研究中,類分的平行模塊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人們生活的基本領域,相應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就被分解式地理解為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社會共同體、生態共同體等的組合,典型的如“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多維建構”。在具體的分析文章中,這種類分還可以延展成更為細微的線索,如國家共同體、公民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歷史共同體、血脈共同體、地域共同體等。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而言,也就表現為上述模塊的認同。其中,政治模塊的國家共同體意識和文化模塊的精神共同體意識是普遍公認的核心內容,即“中華民族既包含了多元一體的文化共同體精神價值,也具有國家民族的政治共同體意蘊”。

第二種是縱向的歷史研究。這類研究比重約是四分之一,借助縱向視野,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可被視作一種不斷積淀而成的文明高地與漸進感知,正是長時間的“遷徙雜居、人種參合、共同政治舞臺、社會經濟聯系一體、文化語言吸收參合”奠定了各族人民命運與共的基礎條件,從而可以在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下快速形成“保衛祖國、保衛民族生存的共同責任感”,在歷史的緩進積淀中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而,這類研究通常會訴諸一個“過去-現在-未來”的潛在思維線索,借助歷史溯源的方式呈現其漸進累積的演變歷程,如按照“史前-古代-近代-當代”的形成發展歷程來探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變遷,并將其等同于中華民族觀。除此之外,縱向研究還特別留意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節點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及意識的形塑。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就是關鍵性的歷史事件與節點。早在辛亥百年的2011年,史學界就有一次探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小高峰,有學者就指出,這一歷史事件使得中華民族作為現代共同體成為現實,國民的族類、王朝認同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認同。所以逢周年的紀念慶典儀式可以發揮集體記憶的作用。同樣,抗日戰爭則是命運與共的另一歷史真實寫照。

第三種代表性觀點是差序格局中的認同研究。這類研究以差序層次的思維方式,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呈現為漸變層次模式,分別容括進境內各族人民、港澳臺同胞、海外華僑華人。有學者直接明晰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三層差序意涵:“第一層含義是中國境內各民族多元一體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第二層含義是在解決香港、澳門遺留問題及臺灣問題上”,“共有的民族意識,是中華民族相互認同的血緣、地緣與精神基礎”,這方面的培育“有利于解決國家統一大業問題”;“第三層含義是全世界華人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基礎,解決好中華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

第四種則是以點帶面的聚焦研究。這類研究以見微知著的思維模式去把握一個點,然后作相對集中的聚焦深化研究,如針對中華民族在“廣義民族”“多民族共同體”“復合民族”等方面的概念辨析,針對滿族八旗、康藏人民等特定群體構筑共同體的作用研究,針對內地民族院校與民族地區高校學生意識培育的特定場域研究,以及針對祭祖文化、民族政策等的凝聚作用研究等。

(二)簡要評述與問題提出

既有研究為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知識基礎與啟發。橫向分類研究分析得較為全面、縱向歷史研究提供了淵源脈絡、差序研究反映了認同層次、以點帶面的研究注重細節挖掘,較為立體地呈現出當下學術界的研究概貌。但上述研究也存在幾個方面的不足:首先,基礎概念的分析略顯薄弱和欠缺。就共同體、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基礎性的核心概念,在絕大多數的研究中都缺少相應的學術界定與分析,能夠體現出定義的僅占9%,這就容易造成研究對象的模糊化和研究內容的漂浮。其次,整體全面的學理思考有待完善。中華民族共同體及共同體意識是一個完整性與當下性的反思存在,比如橫向分類可以提供內部多元面貌,但各部分的內在關聯難以說清;縱向研究把握到歷史的路徑依賴,但容易將聚點落腳在過去和脈絡上,而忽視當下所需。最后,實踐邏輯的把握有待明晰。盡管絕大多數研究都立足于鑄牢思考,政策導向也十分明顯,但由于缺乏上述兩個層面的明確性,造成了對策本身的泛化,呈現出羅列民族研究各領域通用對策的現象,比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尊重風俗習慣、培養民族干部等大而化之的對策,缺少該研究主題的學理聚焦與針對性。因而,如何有效的鑄牢,還需立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身的邏輯中加以說明。職是之故,科學動態地分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需要回答三個核心問題,即概念意涵、要素構成和實踐邏輯。

二、概念內涵:中華民族語境下的共同體與共同體意識

概念的清晰是理論分析得以透徹的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偏正結構類概念,其中心語是“共同體意識”、限定語是“中華民族”。進一步剖析,又可拆解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和“意識”這樣的基礎概念,可以說,正是由它們契合而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復合型概念。六個概念中,最為關鍵的是具有元概念屬性的“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它們決定了復合而成的最終概念之意涵所在,兩者之間關系則是把握最終概念意涵的潛在分析思路。以此為基礎,在進入民族、中華民族的限定語境后,元概念才會逐漸呈現其具體的內涵。

(一)作為元概念的共同體與共同體意識

元概念可以揭示一個復合型概念首要且基本的意涵,不過元概念本身也通常較為復雜且具解釋爭議,共同體就是這樣的元概念。西方學者丹·拉比諾維茨(Dan Rabinowitz)總結道,“在社會科學理論中,共同體是一個相當普遍卻又不精確的術語,往往與一系列積極的內涵有關,包括緊密團結、親和熟稔、意圖相仿、價值一致以及共享的認同感”,“分析起來,該術語往往表示一種綜合特性(syndrome),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理論分析中,共同體指涉地域性單元、職業性圈子、凝聚類群體以及其他非正式的社會文化合成體(sociocultural amalgams),它可能意味著一種具有明確邊界的永恒群體,也可能被界定為一種松散的瞬時形態”。李義中也指出“為共同體尋找一個清晰的定義,實在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它“可以用于指稱任何形式的群體聚集”,“厚薄不一(有的相當松散,有的則十分緊密)”,可以“只管負責陳述這樣一層含義,即‘具有共同性的人類群體’”。蕭高彥則指出,共同體作為一種政治修辭和理念主張,“象征著集體意識的追求自我表達的意念”,自由主義、共和主義、社群主義、民族主義乃至多元文化論者等的爭辯,多是源于對“共同體理想”追求與表達的分歧。

概念分歧是學術爭鳴的正?,F象,有爭議并不會否定理解和把握的可能性,上述分析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共同體的幾條重要啟示和線索。首先,共同體的解釋彈性很大、適用范圍很廣,可以指代和描述任何具有聚集特性的人群,小規模的家族、大體量的國家、流動的老鄉會、穩定的村落、虛擬的網絡社群等都是由特定人群構成的關系聚合。其次,特定的聚合關系由對內意義上的共同特性做支撐,這種共同性可以是原生先賦的血緣、地域共同性,也可以是交往建構的友誼、利益共同性,通常蘊含著積極的共善價值關懷,諸如親和、友愛、忠誠、團結等,用以維系共同體的存續與發展。最后,共同體還由對外意義上的情境間性做參照,共同性存在限度和邊界,在特定環境中有著較為明顯的界分。因此,總的說來,從關系實在論的意義上講,共同體就是由共同性關懷構成的一種人群關系聚合。

與共同體一樣,共同體意識也由共同性關懷所支配,只是這種關懷直接表現在構成聚合關系的成員身上。所謂共同體意識,就是特定聚合關系中的成員,在感知自我與他者生存發展的共性條件基礎上所具有的共善價值規范與能動凝聚意愿。具體說來,共同體意識首先意味著意識共同體,如果成員沒有辨識認知、覺察,乃至想象到自我與他者共同生存與發展的相關情感利益等基礎條件內容,也就不存在共同體意識,在這里,潛意識也是意識的一種,只是直接顯現的共同體意識,意味著成員對自我屬于哪個共同體有著自覺的間性辨識與共性確認。其次,共同體意識意味著一種共善規范,無論是歷史路徑中的依賴承襲,還是即將轉向創造建構,成員間基本的合作意志是必需的,它意味著成員愿意彼此交往交流、共同生活,也愿意一同追尋和創造更有意義和更美好的生活。再次,共同體意識具有雙重能動性,它既可以是一種歸屬性心靈需求活動,也可以是期盼性心靈要求活動,換言之,共同體意識是對“我們曾經是誰、現在是誰”的回答,也是對“我們想要成為誰”的回答。最后,無論是辨識認知、價值規范還是歸屬期許,成員的這些心靈活動必須是相互間可以通約的,即存在成員心態的同構性與貫通性,從而可以形成聚合。

(二)體識關系與民族語境下的共同體及共同體意識

在既有研究中,共同體與共同體意識的關系常常體現為反映論,也即將共同體意識視作是客觀共同體見之于成員的主觀反映,從而將兩者間的“認識”面向揭示出來了。馬克思、恩格斯曾強調“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這表明共同體存在決定共同體意識,共同體意識反映共同體存在。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還強調意識具有主觀能動性,“由于客觀過程的反映和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得人們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體上相應于該客觀過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同樣指出“意識本身必須著眼于存在者之真理而得到經驗”,“其中本質性的東西是反思,以及其中的‘自我’、‘我們’、‘自身’”。這表明共同體意識除了具備成員的主觀反應與認識特性,也還具有主觀能動與反思特性。因此,共同體意識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就不僅僅是一種單向的認識,而是一種雙向的互構。 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就指出這是“一個既‘位于’個人核心之中,同時又‘位于’他所在的共同文化核心之中的過程。事實上,這一過程建立了上述兩種認同的同一性”,可以說,埃里克森的認同概念道出了共同體意識與共同體之間的這種通透性,是一個辯證互構的社會過程,“我們不能把個人的生長與社會變化分割開來”,成員自身的自我成長、發展會與各類共同體之間發生情境互動,在這一進程中,共同體通過社會化將成員自我與他者的界限逐漸模糊化,各種各樣的“我們感”(共同體意識)就逐漸在成員的互動與自我調適中生成,并進而在能動維護、贊同期許中重新構造和支撐這些共同體,在這種類似“忒休斯船翻新”的過程中,建立了共同體與共同體意識之間動態的微妙關聯,也唯有在這種辯證互構關系中,體與識才能共同依存并進一步延續發展。

不過,共同體種類的繁多性與成員的確定性,意味著特定成員的共同體意識常常是一個多元復雜的組合。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宗族、村落、企業、民族等多重共同體的成員,從而承載著多重的共同體意識,這些意識的輕重緩急與基本意涵,如果脫離開具體的語境就不容易剝離開來。既然是分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需明晰民族語境下的體識概況。何謂民族,“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來說,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作用”,就其中提及的相關構成性元素而言,歷史記憶、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心理認同,乃至宗教信仰等多是共同性關懷的內容,而這恰恰就是共同體意識的表現,換言之,民族共同體中的形成,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決定性作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想象的共同體”雖有一定片面性,但直接道出了民族作為一種共同體意識載體的特性。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更是道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共同體意識對民族這一共同體形成的重要作用。當然,這些意識和民族本身都是客觀歷史發展的產物,只是識的元素在民族這一共同體上更為明顯。

體識互構的辯證關系表明,共同體與共同體意識并不是單向性的決定論,僅靠上述識的構成元素并不能構成民族共同體持久實存的充要條件,換言之,在識的元素背后必然存在體的支撐,這就是國家。如同安德森分析的那樣,受惠于教育普及化、傳媒現代化,天南海北更廣泛的人能夠意識到彼此的共存,而這些意識都離不開國家的推動與鎖合?;舨妓辊U姆(Eric Hobsbawm)就直言是國家“創造了民族”。根據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經典界定,國家也是一個共同體,是“在某固定疆域內(在事實上)肯定了自身對武力之正當使用的壟斷權利的人類共同體”,在另一處,他補充說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征在于擁有一套以“共同的行政與法律秩序”為取向的行政班子,也即理性官僚體系,這說明國家的核心構成元素是領土、人口、合法暴力壟斷、政府官僚組織,這些元素的理性客觀確定性是不容置疑的。顯然,領土邊界、人口規模、暴力壟斷、官僚體系等都屬于十分客觀明確且偏向理性化的成分,而土地眷戀、風土人情、語言文化、儀式符號等則是十分主觀模糊且偏向情感化的成分。這就說明,對于同樣的成員來講,一旦人群聚合模式復雜到較高程度和龐大規模,就具有了雙重需求,既需要暴力壟斷的國家共同體維系安全秩序與確定疆界,也需要精神文化熏染的民族共同體提供情感歸屬與應然期許。應當說,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關聯稱謂就是體識間難舍難分的表現,民族的維系離不開國家制度的支撐,國家的追求也離不開對民族集體記憶的美好選擇與未來前景的憧憬與期望。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反映在民族語義場中,最重要的是凸顯出民族與國家的重要關聯及民族-國家的重要意涵。事實上,在英法詞典中,民族都暗含國家空間版圖的設定。因此,中華民族語境中的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自然擺脫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場性?!吨袊蟀倏迫珪肪椭赋?,“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的總稱。分布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省??側丝?33774.3萬(2005年),約占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更新為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總人口則為137053.7萬(2010)。顯然,這是主權國家意義上具有明確統計數字的人群聚合,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國內學者周平指出“民族乃一國國民的統稱”,中華民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族。

其實,百年之前,梁啟超就曾言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余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這表明“中華”概念早已觀念先行,承擔起國家與民族的意涵,盡管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華或中華民族尚有與漢族混同的意味,但從辛亥革命成功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合中華國民而稱為一民族”,“基本已成定局”。特別是歷經全民抗日戰爭的命運與共,中華民族的自我覺醒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各行業各領域各族人民的聚合話語,成為“我們意識”的稱謂統稱,政論、文學、歷史、音樂等領域都圍繞中華民族展開敘事創作,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直至新中國的成立,才意味著實踐跟上觀念,獨立自主的中華民族稱謂名副其實地得到國家主權的確認與保障。不過,國家主權的確定就意味著海外華人華僑的存在,他們在模糊的敘事中仍然稱謂中華民族,但從國籍確定性上,唯有國家主權內的中國人可以持續承擔起中華民族的稱謂,因而已入他國國籍的海外華人就不再具備這種特性。

以共同體為中心語框定中華民族,意味著概念意涵的豐富化,也意味著“政治變遷已進入另一階段”。此前,中華或中華民族,更多的是作為一個約定俗稱的習慣用語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意味著它是由長期的政治、歷史、社會、文化的互動往來而成的人群共同體,是一個略帶情感與敘事色彩的稱謂,其共同關懷性,常常需要借助其他語詞來凸顯,比如凝聚力、精神、認同等。尾綴以共同體后,中華民族共同體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描述敘事概念,而是具備了更為豐富的意涵。首先,共同體的定性意味著中華民族是一個聚合關系實體,是國內各族人民“長期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體的”聯結性民族實體。其次,在內部共同性上,以各族人民平等的國民身份為同一性構成,以各族裔、各行業、各地域等的共善生活為導向,引領積極共同的價值關懷與奮斗目標,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需要全體成員能夠互通往來、相互包容、友愛和諧、團結奮斗。最后,在對外情境間性上,以中國國家主權為邊界,是主權范圍內的國民關系實體??偠灾?,中華民族共同體就是以歷史上積淀而成的中華民族為基礎形成的以共善生活為價值導向、具備共同復興關懷的中國國民聚合實體。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直接聚焦于全體國民成員本身,并以其為載體。所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在體認彼此生存發展的共性條件與歷史基礎上,秉持共善價值規范與能動維護意愿的復興凝聚心態。成員承載的共同身份屬性是中國國民,也就是國內各族人民,這意味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首先是成員對國家身份與公民身份的辨識確認。在此基礎上,共同生存發展的條件既有歷史的情感記憶成分,也有當下的創舉成就部分,如同勒南(Ernest Renan)所說,“在過去,有共同的光榮和痛楚可以分享,在未來,有同一個計劃需要實現;同感共苦、共同展望,這就是……更有價值的東西”??梢哉f,近代抵御外侮殖民的共同患難經歷直接催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前景又成為這種意識的未來延續,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則是當下共同生活的直接體認歸屬,是對共同情感利益的需求與承認。換句話說,我國各族人民共同交往生活的記憶、感知與期許,是對我們是誰和想要成為誰的基本回應,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要意涵,里面滲透著各族人民共生繁榮的基本信念,從而能夠規避民族的衰敗與危機復現,并積極向上的導向偉大與復興。

三、要素分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容構成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意涵較為抽象,但滲透著豐富的內容所指,這些內容可以通過進一步分析而得到細微具象的呈現。與上文借助元概念來呈現復合概念的基本意涵一樣,在要素分析上,也需要借助元概念的解析來獲得進一步的思路。

(一)共同體意識的一般要素分析

作為一種集體性質的意識,共同體意識在目前研究中還較少見到構成要素的一般性學理分析。因此,要想更為合理地把握要素內容,就需要參照有價值的相關研究,在這方面,國族認同、集體認同、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民族意識等都提供了較為深刻的思考啟發,從中可以歸納出一般性的要素構造。

我國臺灣學者江宜樺和美籍華人學者徐賁在分析國族認同時,指出身份認同(identity)蘊含三種元素,即相同同一(same)、辨識歸屬(identification/belongingness)和贊同同意(approve/agree),分別表明一種原生且內在延續的統一性,一種現實認知的心理安全意識與狀態,以及特定的情感選擇與行為偏向的建構性。研究認同倫理學的美國學者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也指出集體認同通常由三個要素構成,分別是“通過歸屬指認的辦法讓一些術語找到其承擔者”“這些標簽至少被貼上標簽的一些人內化為個體認同的一部分”以及“存在針對這些標簽的行為模式”,總結起來就是指認歸屬、內化信仰與行為模式。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在其經典界定中表明,一國的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在構成上包括“認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評價取向”,既涉及社會化的認知態度、價值信仰,也涉及公民能力意識與合作參與意識。再者,在意識形態研究方面,我國學者何懷遠、林尚立、陳明明等認為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包含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即“價值-信仰”、“認知-闡釋”和“行動-策略”,缺少任何一個要素都不能稱作意識形態。另外,在民族意識的分析方面,有學者強調這是一種包含“知識觀念、意向觀念和決策觀念”的活動。

上述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具有共同特性的集體意識,一般存在三個核心元素:首先是辨識歸屬要素。在成員的共同生活中,良好的知識素養和美好的生活體驗,是判斷認同歸屬的基礎,良好的知識素養有助于克服成員意識中的過分偏見,美好的生活體驗則可以克服成員意識中的過分抱怨,由此可以較為客觀公允地把握自我與他者彼此間的共性與差異,從而能夠找到滿意的集體歸屬、獲得可靠的生活體驗與心靈依托。其次是同一延續要素。任何共同體意識都必須具備成員公認與信仰的共善元素,這種構成性,對共同體成員而言有雙重意味,一方面是歷史遺產的精神價值沉淀,這是成員在共同生存基礎上累積而成的具有超越延續性的信念,可以提供積極向上的關懷;另一方面則是這些內容要素必須能夠在各個成員之間彼此貫通與通曉,具有超越特定成員的同一性,進而成為彼此間共同凝聚的對象。最后是行為期許要素。這一要素意味著集體行動的方向路線與實踐意志,以及成員的責任擔當,是共同體意識中具有能動性的部分。三大要素共時性地關聯與依存,彼此不能割裂開來,因為缺少辨識歸屬要素,共同體意識就缺乏可靠的知識基礎與充滿吸引力的生活體驗;缺少同一延續要素,共同體意識就會缺少連貫統一性而發生斷裂與分離;缺少行為期許要素,共同體意識就缺乏現實方向感與生命活力。因此,三者彼此關聯,才能構成可靠、可存與可能的共同體意識。

?。ǘ┲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素內容

具體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三大要素進一步體現為國內各族人民的中國認知體驗、中國價值信念和中國行為意愿。在辨識歸屬要素上,以各族人民的知識素養與互動交往的體驗評價作為意識的基礎表現;在同一延續要素上,以各族人民秉持的價值信念作為意識的重要支撐力量;在行為期許要素上,以各族人民的共同行動方向與規劃方略作為實踐意志。

1.中國認知體驗,這是各族人民理解與體認的共同印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能疏離于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經驗現實,認知體驗是其中具有經驗現實色彩的元素。這種認知體驗又內在地包含著兩個核心元素,一個是經驗描述性元素,另一個是經驗評價性元素,前者意味著國民成員能夠從既有的知識體系中理解到有關中華民族的描述性印象,后者則意味著各族人民在彼此互動往來的共同生活中切身體認到的真實印象,并形成自己的主觀評判。前者是產生理解的知識基礎,后者是產生評判的感知基礎。

描述性元素是各族人民所儲備的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知識體系,如同相關研究者指出的,就是“成員對中華民族的一些基本知識、內容和觀念”,包括對歷史淵源、相關名稱、內部構成、代表性的儀式符號、風土人情、民族精神等的闡釋與說明。不過,借助上文體識關系中國家與民族密切關聯的分析來看,這些知識體系應該擴大到更為宏觀的層面,除了國族知識外,國家各領域、各區域、各族人民的基本概況都屬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知識范疇。這些知識由實務界、學術界提供總結與產出,又通過廣義教育在家庭、學校、媒體、社會等公共關系中實現知識的傳遞,最后形成各族人民理性自覺的基本知識素養。

評價性元素則關聯于國內各族人民對現實生活的體驗感受,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龐大民族在這場大規模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所經歷的精神歷練和心理體驗”。事實上,并非所有國民都能儲備良好的知識素養,但國內各族人民都能切身體會到自我與他者在當下共同生活的質量狀況。這種體會的直接現實性表明,各族民眾有積極正面性質的認同評價,也有消極負面色彩的迷茫焦慮,換言之,存在共同生活體驗的滿意維度,也會存在“中國體驗的憂傷維度”。滿意的感知能夠帶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集體歸屬心理,憂傷的感知則會產生這一集體意識的松動乃至瓦解。值得指出的是,當描述性的知識供給與評價性的現實體驗之間存在較大反差時,也有可能形成負面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印象。

2.中國價值信念,這是各族人民承襲與創生的共善關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不能疏遠于各族人民對生存價值與生活意義的共同追尋與關懷,有學者稱之為“多民族國家精神共同體之善的價值理念”。這是從本體良好生存與同一延續發展的意義上講的,是中華民族作為共同體的內在根本規定性。對國內各族人民而言,無論族裔、職業、性別、年齡等因素的差異,想要建構真善美的、共同的好生活并能夠持久長遠地保有這種生活,就離不開這些具有道德倫理規范和信仰性質的中國價值信念。梁漱溟有言,“一個民族的復興,都要從老根上發新芽”,這意味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信念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承襲自民族的歷史根脈,一個創生于民族的當下所需。

承襲的部分是中華文明生發、因襲與演進歷程中沉淀下來的生存智慧與歷史記憶,是各族人民互通往來的共同精神遺產。自春秋以降,原生早熟的中華文明就已經從神明轉向人事倫理,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禮記·禮運》),對人的尊重、關照和善待意味著國民尊嚴是共同體的本質規定性,所以梁漱溟稱我們的“民族精神是人本的、是現世的”。人本精神的深層意涵在于聚合關系的貴和持中,也即凝聚各族人民的和合精神,被錢穆稱之為“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包括中庸和諧、一統合一在內的整體性理念滲入到國內各族人民的意識深處,成為處理人際關系、族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規范理念,中華民族和而不同的多元一體格局也是這一理念的體現,可以說,“多元之和與一體之合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之根本”,在此基礎上,追求公義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所謂“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墨子·天志》),這種義以“背私”、“為公”為體現,呈現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的特點。

創生的部分是進入現代民族國家后,中華民族成員應該具備的公共關懷。從各族人民的身份屬性由臣民向公民的轉型就可以看出“新芽”的價值成分,如同高丙中所言,“只有在養成把他人和自己都同樣當作共同體的一員的思維習慣之后,個人才可能傾向于把他人當作公民加以善待”。這意味著新的公共精神與公共規則意識的建構,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成分已經提煉為核心價值觀,這是處理國民成員在個人與集體、社會關系中的基本原則,被相關學者稱之為中華民族整體精神的當代價值體現。

3.中國行為意愿,這是各族人民期許與實踐的共同意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還不能疏忽意識本身蘊含的能動性,國內各族人民的行為意愿是具有能動活力與實踐意志的部分,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內涵與外延應當擴展至社會領域的具體實踐活動之中”,它是一種實踐意志,而非實踐現實。法國思想家盧梭曾說,“一個癱瘓的人想要跑,一個矯捷的人不想跑,這兩個人都將停止在原地”,也就是說,沒有力量和意志的結合,“便不會或者不應該做出任何事情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會也不應該停留在靜止和未成狀態,而需借由中國力量和行動意志向前發展。一方面,各族人民的認同期許與交往交流交融,是行為意愿的指引方向,能夠匯聚中華民族的行動力量;另一方面,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是行為意愿的實現方案,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行動目的。

在期許方向上,共同體意識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國內各族人民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共同夙愿與動力就是和諧相處、生活富裕??梢哉f,誰也不會否認生活在富強幸福共同體的意愿性。對國民成員而言,國家、民族、人民本質上的同構性意味著“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的內在邏輯是一致的,這就意味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在國家層面,各族人民期盼其主權完整強大、期盼兩岸同胞能實現和平統一;在民族層面,各族人民認同民族振興、認同族際關系的團結繁榮;在人民層面,各族人民希望各行各業的成員都能夠經營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在實踐方案上,共同體意識意味著有科學的規劃路線、可行的政策體系。有學者在分析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時,就指出,“在否定的意義上,夢想指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幻想、空想。顯然,夢想究竟是現實愿景還是空想,關鍵在于夢想是否具有實現的路徑和條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說到底,還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實踐智慧,也即一種行為上的務實性,這是價值信念的具體操作化,借助國家總體規劃、方針路線、政策體系體現出來,唯有擁有這一部分,共同體意識才能夠真正地維系起共同體本身。

四、實踐邏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路徑

當探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身時,我們是將其視作一個有待詮釋的自變量,并能夠從構成要素的維度對其承載內容展開學理分析。而當談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時,則意味著思維需要轉換到對一個因變量的解釋中來,即如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效果。作為工程學的隱喻,鑄牢意味著鑄造牢固,是一種將諸要素成分在鑄型中有機合成高質量鑄件的工藝,通常形容一種鋼鐵般牢固的精神意識。這就需要從各要素著手,提升各部分的品質,優化相互間的關聯,只有當認知體驗、價值信念、行為意愿這三個要素呈現為歸屬感、關懷感和使命感的統一性時,國內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變得牢固,每一部分出了問題,或哪一要素從三者的有機統一中脫嵌,都會造成共同體意識的松動與瓦解。

(一)各族人民認知互動的滿意性提升與歸屬感形成

在認知體驗部分,牢固的中華民族共同意識意味著各族人民認知、交往、交流中存在心靈的互信與滿意歸屬感。這種滿意歸屬建立在各族人民彼此往來互動的了解、體驗與印象上。因此,一方面需要提供可靠的知識理論供給,通過通識教育和媒介傳播引導各族人民了解國家、民族、區域、族群的歷史記憶、風俗習慣、儀式符號、制度體系等基礎知識,形成集體尊嚴;另一方面則需要改善族際間的良好互動與切身生活體驗,促成積極正面的共同印象與心理評價。當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擁有正面尊嚴認知與良好生活印象時,就會形成一種相對確定的認同、歸屬與維護自覺。因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首先得從認知教育、族際互嵌、民生服務等公共事業的基礎建設路徑入手。

“教育事關民族的未來”,因為它意味著人們借此學會認識他者、認識世界并能夠認識自我。因此,亟待形成一套有效反觀中華民族自我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這套知識體系能夠對現實的共同生活提供足夠的解釋力和建設性意見,解決國內各族人民對民族議題的困惑與集體身份的焦慮。與此同時,借助廣義民族工作讓各族人民在認知教育中感受到彼此共同交往與奮斗的歷史記憶與集體榮譽,感受到自我與他者的共生關聯與彼此尊嚴。當然,這一路徑有其受眾和場域的局限性,往往校園內的學生群體接觸較多,對一般民眾而言影響有限,對此,就需要借助日常生活中更為切實的社會互嵌和民生服務提供鑄牢路徑。

就如學者王希恩指出的,社會互嵌可以“打破民族結構與其他社會結構的重合,使不同民族成員摻雜或嵌入到其他社會結構中去,從而為消除民族隔閡、實現交融創造條件”,這就意味著要減少民族身份與就業、教育和社會分層的重合,防止族裔身份與社會角色、階層的固化和刻板印象。與此同時,改善民生以提供幸福感,用費孝通先生的話來講,就是要實現“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態秩序”。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總體的國民幸福感并沒有隨著快速的經濟增長而出現顯著提升”,這說明僅憑經濟發展不足以支撐各族人民的“獲得感、安全感和公平感” ,需要切實針對不同地域、不同族裔、不同階層的國民,提升生計能力、發展機會與公共福利等基本民生服務。

(二)各族人民價值信念的意義性提升與關懷感形成

在價值信念上,牢固的中華民族共同意識意味著國內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存在心靈的意義依托感。這種心靈依托是建立在各族人民共認的價值信念基礎上,因為,唯有將大家置于一套共善的價值理念中,才能使“焦慮的靈魂獲得安頓”。一套而非一個,就在于表明它不是一家之言、一派思想或一族信仰,而是超越了局部特性與特定偏愛,超越了階層、族裔、行業的狹隘性。同時,也表明在具體的提升路徑上,絕不能采用一元化的理解與手段,對不同族裔、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人而言,需要具備不同的針對性。

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信念,內化各族人民的道德倫理關懷,是有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穩定存續。如楊國榮所言,“道德既是人存在的方式,同時也為這種存在提供了某種擔保”。從內在邏輯上講,共同體的聚合關系本身就蘊含著自我與他者的人際、群際(族際)關系的道義維系,缺乏這種共善道德凝聚,各族人民在互動往來中就會出現排斥、沖突與冷漠現象。因此,對他者進行肯定和關心,尊崇人本、和合與公義等優秀傳統文化信念,是共同體得以維系的重要前提,也是提升文化自信感的重要基礎。

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化,提升現代公共關懷與規則意識,則有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未來發展。在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吉登斯所講的“意義構成型規則”越發凸顯重要性,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因此其意義構成性不言而喻。但是“規則是公共的,規則意識是個人的;社會文明程度不僅體現在政府部門制定了怎樣的規則體系,而且體現在社會成員具有怎樣的規則意識”。這說明為了實現集體心靈的依托,依然需要公共規則的大眾化建設與完善。

(三)各族人民行為意愿的自覺性提升與使命感形成

在行為意愿部分,牢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味著國內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存在內心的自覺使命感。這種自覺使命建立在大家對美好愿景與實踐方案的認可與贊同基礎上,因此,在鑄牢路徑上,一方面,發揮各族民眾的自覺能動性,培養正確的責任感與相互間的互助團結;另一方面在國家公共政策、方針、路線制定中要回應并落實各族民眾的合理期許與要求,以得到民眾的信賴認可與自覺接納。

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各族、各行、各階層的人民群眾都承擔著各自領域的繁榮振興使命,發揮著各自的創造力、能動性和責任感。從根本意義上,“責任就是由于尊重規律而產生的行為必要性”,“人,每一個在道德上有價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擔,不負任何責任的東西,不是人而是物件”。換言之,在一個由各族人民聚合而成的關系共同體中,每一成員都承擔著對自己、對他者、對社會、對國家、對民族的擔當與責任,都在為各族人民的團結互助、中華民族的繁榮復興匯聚力量,在此創造性的行為活動過程中,可以實現自身的價值。

責任主體的奮斗努力還需要依托科學的路線、方針與政策,科學與否主要在于是否遵循了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而規律的本質在于是否契合各族民眾的正當性期許與支持。美國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統描繪中就說,“沒有系統成員的支持……當局在處理要求將其轉變為輸出或者在實施決策的過程中就會遇到嚴重困難”,而這種支持就是各族人民的認可、贊同與參與。因此,國家的藍圖方案必然需要各族人民的廣泛參與,并能夠及時地回應和反饋各族人民的基本反響,在此基礎上才有奮斗的使命感,而當下最為關鍵的就是走“任重而道遠”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

(四)要素關聯優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交融統一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個完整的統一性存在,牢固的共同體意識在整體效果上就意味著認知體驗、價值信念、行為意愿相互間也存在穩定的契合關系。具體看來,上述三要素是一個相互交疊關聯的存在,各部分相互支持與嵌入,共存聯動。

首先,從認知體驗的角度來看,該要素的提升離不開另外兩個要素的支持與支撐。因為,在國內各族人民共同的生活體驗中,一旦歷史記憶、知識體系與現實反差太大,就會出現行為意愿的知行分離,說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就會使得共同體意識懸浮為空談口號;而一旦價值信念出現規約失范,就會呈現出各族民眾互動往來的關系冷漠、道德匱乏與公共危機。

其次,從價值信念的層面講,一種有意義的關懷信仰必然嵌入到特定的體驗感知與行為意愿之中,從而可以充當認知體驗的評判標準和行為意愿的內在動力。不同國家的民族之所以具有間性辨識度并表現出精神面貌的興衰差異,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價值信念的不同,但是,如果沒有歷史記憶的傳遞、認知體驗的學習與社會心態的融合,沒有期許能動維護的意愿,這些信念也就無法融入生活體驗并得以踐行。

最后,從行為意愿部分來看,這是各族人民共同發展的前景與動力,必然需要價值信念與認知體驗作支撐??梢哉f,心懷怎樣的價值信念,就會有怎樣的責任擔當與行動方向,而是否擁有良好的知識素養則直接決定這種愿景是科學還是空想。因此,立足共善的價值信念與互信的感知歸屬,各族人民才具備既可靠又有意義的方向、動力和實踐路徑。

(原文刊于《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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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寒江雪 更新時間:2019-07-08 00:07:36 關鍵字:文化  理論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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