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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述評

時間:2019-07-05 00:00:55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    點擊:

近年來國內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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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5•17講話”中明確指出了當前意識形態工作中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以及“失聲”、“失蹤”、“失語的問題。由此,建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成為當代中國必須正視的一個重大現實與理論問題。尤其是,網絡空間日益成為意識形態斗爭與話語交鋒的主要場域,是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重中之重。國內學界對網絡空間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后呈逐年攀升之勢。隨著黨的十八大以來學術界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的興起,以2014年前后為節點,“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也在近幾年呈明顯增長態勢,充分體現了理論界對于現實問題的關注。對此,有必要就其研究的現狀、不足與未來發展趨勢進行梳理、分析與評價,以期為學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一、“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基本內涵

1、對概念的理解

    當前“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在概念使用上,“網絡”一詞往往是作為研究視閾限定的一個“條件狀語”,落腳點主要側重于 “意識形態話語權”這一主題。首先話語權作為一種重要的“軟力量”已成為學界共識,但爭論焦點主要集中于對“權”字的引申義解讀:(1) “單向度”解析法。有論者將 “權”字解釋為:表達思想而擁有說話機會的“權利”,[1]但更多學者是從“權力”的角度來理解,認為“話語權,并非說話的權利,更不是我們能不能發聲,而是我們是否擁有讓別人聽從我們說話的權力”。[2]張驥等進一步提出,話語權是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理論觀點“擁有控制、引導或規范社會,以致足以為社會立言的權力”。[3](2)“權利—權力”雙重解析法。吳榮生基于國際和國內兩個視角提出,“話語權是指說話權力、發言權利,也就是說話和發言的資格和權力,引申為控制輿論的權力”。[4](3)“三維度”解析法。梅景輝認為,從思想內涵而言,“權”字包含了話語的“權利”、“權力”和“權威”三個維度。[5](4)“以權解權”法。有學者將 “權”字引申為一種“提問權、論斷權、解釋權和批判權”,或是“思想主導權、統治權、引領權”。[6]至于“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定義內涵,現有文獻中的專門論述尚不多見,其中鄭元景明確提出:“是指在網絡社會中,權勢集團、信息傳播主體依據自身的地位和影響力,不僅僅滿足于通過網絡媒體享有 ‘發聲’的自由和構建自身話語體系的權力,更在于通過虛擬世界中意識形態的生產和支配……使隱含主流價值的話語通過網絡平臺滲透到大眾中,從而引導和掌控現實社會思想輿論的權力。”[7]

    以上研究奠定、豐富和拓展了“意識形態話語權”概念的基本內涵和外延,初步創立了命題探討的框架基礎,同時也留下了進一步討論的理論空間。很顯然,“權”字的單向度解析法是不全面的,它實際上是一個關乎話語資源生產與分配的問題。應當講,享有社會發言的平等權利是一種應然層面上的理想狀態,但同時由于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國家和政治權力的運作客觀上造成了話語資源生產和分配的非均衡性。所以很難用某個單一視角去進行“權”字的引申解讀。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相關基礎理論研究以及概念內涵的厘清界定還需要學界的更多思考。

2、構成要素與特征考察

    關于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生成與構成要素,學界研究的主體方向和基本觀點是大致統一的,但在具體構成要素的確定和表述上,學者的爭論既有交叉重合,也有一定的分歧。具體表現在:其一,“三要素”說。即由話語主題、話語主體和話語載體三部分構成,分別是解決意識形態“說什么”及其有效性的問題,“誰在說、對誰說”的問題和“怎么說、以什么方式說”的問題。[8]其二,“四要素”說。對此,學者有著各自不同的觀點。例如,有人認為是“話語環體 (在什么環境中說話)、話語載體、話語主體、話語客體(對誰說)”;[9]有人認為是“話語環境、話語主體、話語內容和話語傳播”;[10]有人認為是“話語主題、話語主體、話語模式和話語技巧”。[11]其三,“五要素”說。主要是增加一個“話語效果”要素,認為是“話語主體、話語載體、話語內容、話語對象(客體)、話語效果”五個方面。[12]上述研究分別從不同角度闡明了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構成要素,這為該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思路,只是在細節的進一步完善方面還存在不同意見。應當講,“三要素”說作為一個基礎性的主體結構框架,“對話主體、說什么、怎么說”三個環節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話語傳播鏈條,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在此基礎上,其他構成要素是對這一理論體系的豐富與完善。然而,當前成果仍缺乏對各構成要素內在邏輯結構層面的考察。

    此外,在網絡空間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過程中,還表現出一些鮮明的特征變化,學者從不同方面進行了揭示,總體可以歸納為:話語主題從“陣地爭奪”轉為“話題搶奪”,話語主體由“一元主導”轉向“多元共享”,話語載體由單向性轉為多向性互動,話語內容由“唯一同質”轉向“多樣分眾”、由“政治權威”轉向“理論權威”、由“崇高”走向“現實”,話語方式由“鮮明”走向“隱形”,話語環境由“分立”走向“融合”,話語傳播由“完整敘事”轉為“碎片傳播”,等等。[13]在“構成要素”理論的基礎上,考察網絡化給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所帶來的影響,學者大多在“變”的結論上看法一致,但在“有何變化”的觀點上各有不同視角的立論與表述??傮w而言,這些研究準確概括出了當前網絡意識形態話語傳播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征轉變。

二、關于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現狀分析

1、學界的主要觀點

    學界關于網絡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1)機遇說。特此主張的學者認為,網絡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提供了機遇。一是催生了新的傳播方式。我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重點在于構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網絡信息化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提供了重要載體和新技術手段,不僅提高了信息傳播效率,還開辟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普及的新渠道、新領域、新空間。[14]二是構筑了世界文明交流的平臺。網絡新媒體有利于健全和完善黨的意識形態理論與實踐體系,同時也為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人類文明成果的相互借鑒提供了全新平臺。[15]三是促進了思想文化繁榮發展。網絡空間意識形態多樣化的競爭與交鋒,促進了文化科學繁榮,活躍了社會思想,有利于在批判與借鑒中發展馬克思主義。[16]近年來網絡意識形態建設經過大力發展,網絡更多積極向上的因素正逐步顯現,黨中央在網絡空間治理等方面取得了諸多成功經驗,亟須進行新的理論總結和宣傳推廣。(2)挑戰說。學界關于網絡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形成了挑戰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第一,來自境外方面的壓力。西方發達國家借助技術先發優勢和英語語種優勢已經形成“話語霸權”,企圖利用互聯網作為“扳倒中國”的重要武器。[17]而境外資本不斷滲入互聯網意識形態領域,部分網絡媒體或自媒體受境外資本操控,試圖掌握國內網絡輿論調控的權力。[18]第二,來自國內方面的壓力。改革與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思想價值觀念多元化和社會矛盾沖突等一系列問題是主要原因。社會多樣化思潮在網絡空間蔓延傳播,各種負面價值觀不斷挑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導地位。[19]而且,落后腐朽的意識形態依然留存,貪腐等一些社會問題比較突出,這些問題反饋到網絡上弱化了大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感。[20]第三,來自網絡空間或信息技術特有屬性的影響?;ヂ摼W的多元化、自由化、去中心化等特征,使得信息監管變得十分困難。[21]此外,網絡技術改變了意識形態傳播的路徑與方式,這導致傳統工作機制的效能被削弱,同時互聯網傳播與社會風險泛化的共生效應顯現,致使意識形態傳播過程中的“噪音”干擾增多。[22]第四,主流意識形態自身建設存在的一些問題。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對社會轉型和改革進程中出現的社會矛盾與現實問題難以做出及時有力的回應和解答。[23]另一方面,是面對個人主義價值觀彌漫以及思想爭鋒的此消彼長,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存在著整合困境、管理困境、主導困境和協調困境。[24]

2、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針對網絡化給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帶來的挑戰,有學者就其原因進行了探究:一是受國家內外部環境的影響。當前全面深化改革而日趨復雜的國內形勢和持不同意識形態的大國“角力”下的國際大環境不利于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25]二是網絡意識形態監管方式的落后。不僅法出多門,而且監管主體權責界限模糊,導致監管方式效率低下,同時信息安全人才也較為短缺。[26]三是傳統意識形態話語實效性的降低。話語體系建設滯后而缺乏解釋力,話語表達形式過于高大上而缺少凝聚力,話語傳播途徑單一而導致傳播廣度和范圍不夠,傳統話語受眾大幅度減少。[27]四是相關軟硬件支撐的缺乏。守勢心理和缺乏得力的手段措施難以扭轉網絡信息管控滯后的被動狀況,網絡信息核心技術硬件的差距也是主要原因。[28]五是自媒體傳播價值導向的沖突。在自由高效的“快餐式”信息傳播中,為追求所謂的點擊率,容易為片面追求小眾利益而與社會主導價值觀發生沖突。[29]六是網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缺失。意識形態宣傳的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之間缺少互補,現實空間與網絡空間彼此缺乏互動。[30]關于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學者從不同角度分別做出了獨到的見解。然而也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即“原因分析”和“困境、挑戰分析”在研究內容上存在一定交叉與混淆,只有客觀分析和找準問題的本質原因,才能更加科學地對癥下藥和精準施策。此外,還需要分清楚哪些是亟待解決的,哪些是需要長期發展完善的。

3、對形勢發展的研判

    2015年5月,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發布了“我國當前網絡意識形態的狀況”的公眾調查。結果顯示,當前網絡輿論環境整體面貌呈現積極向上的態勢。受訪者對于中央大政方針和各項改革措施及其政策宣傳效果表示較高程度的認可,對于強化網絡監管的舉措也給予了高度肯定。但也認為,局部問題和突發個案更易引發網絡輿論交鋒,而媒體欠妥的報道也會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而且網民的責任意識較弱易導致謠言和不良情緒的宣泄。[31]除專項調研之外,李艷艷對我國2015、2016、2017 年度的網絡思想狀況進行了連續跟蹤觀察,總結后認為:一是我國網絡思想狀況總體為逐年向上向好發展趨勢,黨和政府及相關主流媒體主動參與網絡治理的意識和能力持續提升;二是網絡思想交鋒和爭端逐漸趨于理性化、法治化;三是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仍然復雜,人民內部矛盾中的個別社會問題存在激化升級為對抗性矛盾的隱患;四是社會轉型期群眾的焦慮心態和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對網絡綜合治理、網絡文化發展和網絡生態建設提出更大挑戰和更多要求。[32]由此可以看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網絡思想領域的意識形態亂象和網絡輿論生態惡化的局面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在總體態勢呈現為良性好轉趨勢的大背景下,也存在著一些不確定性因素。因此,我們對于國內網絡意識形態斗爭形勢發展的研判可歸結為:在當前和未來一定時期內,伴隨網絡輿情事件的生發,將呈現一定的年度特征和“偶有峰值”起伏的波浪式平穩發展曲線。

三、關于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對策研究

1、創新和轉換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由于當前政治話語、宣傳話語、學術話語傳播還存在枯燥抽象的宏大敘事和單向封閉的傳播方式等問題,難以適應網絡時代新形勢,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實現方式的轉型迫在眉捷。因此,“話語轉換”、“術語革命”等議題應運而生。對此,汪馨蘭認為,要通過立足生活、凸顯審美價值來轉抽象式為形象式,通過平等參與、開展民主討論來轉獨白式為對話式,通過貼近對象、構建綜合化平臺來轉單一式為立體式三個方面來創新話語權實現方式。[33]樊軍平提出,要轉化話語語境以創新馬克思主義話語邏輯、話語空間、話語機制,要轉化話語內容以凸顯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實踐性和開放性,要轉化話語方式以呈現馬克思主義多樣化文風、個性化言說和立體化體驗。[34]于華強調,要將理論話語、文件話語、官方話語轉化為日常生活話語以使人聽得懂,要將深刻的道理和嚴謹的思想以生動活潑、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宣傳以使人聽得進,要改變居高臨下的說教口吻和生硬呆板的敘述方式以使人喜歡聽。[35]吳春雷建議,意識形態對話要由單向傳播轉向平等交互,尊重信息受眾的話語選擇權和表達權,創新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關鍵在于要以人為本,同時還要注意話語表達要富有時代感、個性化與生活化。[36]網絡技術和新媒體的出現改變的不僅是傳統意識形態工作的方法、格局與思路,最主要的是還改變了意識形態話語傳播的路徑和互動機制,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生產與供給提出了諸多挑戰與需求。

2、 提升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實踐進路

    掌握網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還需要通過一些實施路徑來予以保證。目前,學界相關研究的邏輯構建和闡述視角不盡相同,以此提出的看法、觀點和意見較為繁雜,總體而言可歸為以下兩個主要方面。

    一方面,不斷加強“線上”建設。一是掌握先進網絡技術,強化技術治理。通過駕馭信息技術、媒介技術、網絡規則,始終掌握網絡技術主控權,[37]利用大數據技術提升網絡意識形態治理能力。[38]二是加強網絡平臺建設管理,推進媒介深度融合。在平臺建設上,強化意識形態斗爭的陣地意識,加強對自媒體平臺的應用管理;[39]在傳播機制上,構建新媒體與傳統媒體有機融合的現代傳播體系。[40]三是強化網絡輿論引導,弘揚主旋律。首先,正確分析和把握網絡輿情社情,引領和敦促主流新聞網站與重點商業網站恰如其分地發言、擲地有聲地表態;[41]其次,進行輿情監測與引導,及時矯正網絡輿論出現的偏差,引導網民進行理性思考;[42]再次,通過專家學者為突發公共事件提供專業性分析和建議,糾正偏頗觀點,疏導網絡情緒。[43]四是增強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能力。積極打造意識形態對話平臺,主動、準確地宣傳中國價值觀,提升中國形象,從而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營造寬松的國際生存環境。[44]同時,加大主流意識形態外文資源的網絡開發力度,建立外文網站以及國際性網絡社交工具。[45]

    另一方面,持續推動“線下”發展。一是繼續大力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分發揮網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解決民眾關切的現實問題,切實維護群眾的生存權利。[46]二是強化基礎理論創新研究,提升對社會發展的解釋力和批判力。面對網絡時代西方文化影響的空前擴大,理論界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網絡媒體及生活中流傳的“非馬”、“反馬”的形形色色觀點進行鑒別和批判。[47]同時,也要增強自媒體等網絡媒介研究的學術話語權。[48]三是加強網絡法規與制度建設。通過立法建設以規定網絡空間中民眾的權利與自由、言行限度和活動尺度。[49]此外,也要通過暢通網絡空間現實利益表達渠道,建立健全網絡空間的組織化、制度化保障。[50]四是不斷做好“人”的工作。廣泛開展群眾媒介素養教育,提高公眾正確運用新媒體以及自主處理信息的能力。[51]同時,積極動員社會力量的多元化參與,建立政府與各民間組織、機構、企業、個人的協同合作機制和整合聯動機制。[52]最后還要提高領導干部駕馭互聯網的能力,加強對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規律的研究。[53]在對策路徑的研究中,應當注意實際工作的應用性和可操作性,避免理論化和理想化的推想。

四、對現有研究成果的評析與展望

    整體而言,目前學界現有理論成果對于我國網絡空間的治理以及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產生了積極影響,在某些問題上達成了相對一致的看法。然而,網絡發展日新月異,舊的問題得到解決,新問題又在不斷產生。事實表明,不同時期情況的變化,會對網絡意識形態的建設與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因此,關于“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研究議題依然有必要繼續深入地探討下去。

1、對既有研究成果的分析與評價

    學者普遍意識到,網絡話語傳播特征與方式的改變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建構,故而在“網絡媒介敘事與言說方式”以及“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創新”等方面給予了高度關注和集中研究。“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歷來都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學術探討或思想爭論,也是一個與網絡社會發展密切相連,且事關我們黨執政的重大現實問題。隨著相關網絡政策法規的不斷出臺,以及大量政務新媒體進駐“兩微一端”平臺等,“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中很多好的對策建議被采納,為深化網絡空間治理和加強網絡意識形態建設工作提供了理論支撐。但當前的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

    其一,研究主題與方向不夠聚焦。“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與“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網絡輿論引導”、“網絡空間治理”、“網絡社會思潮”等作為網絡意識形態建設的幾個重要方面,在研究內容上存在關聯性是必然,但研究方向上的差異也十分明顯,有些研究成果未能準確把握 “話語權”這一核心主題。此外,在研究視閾界定上,“網絡空間”與“網絡社會”、“網絡環境”、“網絡時代”、“微空間”、“新媒體”、“自媒體”、“全媒體”等基本概念有待廓清。其二,研究方法與學科視野有待豐富。在研究方法上,仍是以定性分析為主,而相對缺少文獻計量法、田野實驗法、案例分析法等。在選題和研究視閾界定上,主題宏大的邏輯推演與歸納演繹居多,中觀與微觀領域的實務性考察和實踐經驗總結則相對較少。原因在于,研究者身份普遍為高校和理論工作隊伍中的專家或中青年學者,一方面普遍缺少互聯網意識形態管理工作的“實戰”經驗,另一方面也缺乏計算機網絡技術知識背景,致使在分析和解決問題時往往容易偏離實際而難以實現精準“把脈”。再者,現有研究成果的學科視野相對狹窄,學科交叉性不強。除了傳播學受到了一定關注外,心理學、政治學、文學藝術等學科領域的切入點仍不夠多。其三,基礎理論研究相對滯后。針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基礎理論研究,國內學界更多的是聚焦于西方相關理論,例如葛蘭西、??碌鹊睦碚?,而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蘊藏的理論資源挖掘不夠。

2、未來研究的展望

    一方面,我們應該辯證看待互聯網發展,打破“守勢心理”。面對網絡技術給我國意識形態工作帶來的環境改變,“機遇說”雖然普遍得到認可,但往往會把論述重點集中在“挑戰說”。誠然,這是學術研究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的充分體現。然而,在我國網絡時代發展初期,面對網絡空間“聲音嘈雜”之亂象及其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消解,使得部分學者、管理者、意識形態工作者看待網絡問題時,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談網色變”心理,隨之而來便是思維模式上的“應對心理”。當前,我國網絡空間治理已經初見成效,這種“應對心理”應當轉為以“大國自信”、“理論自信”、“話語自信”、“文化自信”思維來看待網絡問題與挑戰。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轉換研究思路與范式。目前,關于網絡意識形態問題的普遍研究范式是一種“挑戰說”+“路徑說”。對此,除了這種“開藥方”式的“對策型”研究范式以外,還可以選擇某一個具體的、微觀的問題域進行切入,采取一種“扁平化”的多維度視角深度挖掘與分析,以不斷加強該領域的針對性研究。我們認為,在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需要厘清“話語權”相關概念的本質內涵。首先,“意識形態話語權”這一概念的出現由來已久,但由于對“權”字引申義的理解不同,加之“意識形態”概念自身的復雜性與爭議性,目前學界對此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均尚未形成一個具有共識的權威定義。學者多是在一般意義上從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功能、作用、效力等角度進行闡釋,或是采用一種回避與模糊處理的辦法,缺乏對其本質內涵的歸納與演繹。其次,盡管“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這一用語經常見諸報端、期刊或新聞標題中,然而對其概念的界定卻很少見。同時,值得思考的是,“意識形態話語權”與“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之間存在怎樣的區別和聯系?后者是否只是前者在網絡空間的簡單延伸與位移,還是表現出其他不同的內涵屬性和本質特征?除此之外,在文獻資料梳理中,不少學者使用了“網絡話語權”這一概念,那么它與“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之間又有何區別與聯系? 綜上可以看出,“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由于涉及眾多不同概念的理解,因此對其內涵的厘清難度較大,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其二,需要闡明意識形態“話語權”與“領導權” 、“管理權”等概念之間的區別與關聯。首先,“意識形態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通常以整體文本形式作為一個政治話語或學術話語的固定范式出場,也會以其中某一單個形式出現,三者之間既有聯系又相互區別。但從當前研究情況來“三權”的內涵與外延邊界劃分還不清晰,其概念分別所指的核心范疇和主要方向不明確,一定程度上存在將“三權”混為一談的情況,尤其是“領導權”與“話語權”兩者之間。而且,“三權”之間是何邏輯關系,仍存在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間。其次,很多文章中多次提到“主導權”一詞,那么它跟“三權”之間的關系如何進行界定?它們是等同關系還是包含關系?弄清這些問題,有助于今后的研究主題與內容更加聚焦、明確。

    其三,需要確立什么樣的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構建思路。當前,學界存在這樣一種傾向,每當論及網絡意識形態問題,往往會使用“陣地戰”、“爭奪戰”、“攻防戰”等詞匯來形容當前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爭奪的尖銳態勢。那么,這樣一個評判標準是基于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目前還未有定論,相關數據支撐也相對匱乏。而且,網絡意識形態交鋒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堅持什么樣的話語權構建原則,必須要依據對現實問題發展現狀的客觀把握。在學術爭論中,有觀點認為應該通過壓制其他話語渠道,加強技術封堵,堅持“統治”、“掌控”、“灌輸”的原則來強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元主導地位,以此保證話語權不旁落,重在強調“挑戰說”。但過于強化這種思維,難免會與多元文化發展的時代潮流相違背。也有觀點認為應該堅持“引導”、“疏通”原則,通過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變革與轉型,提升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以此來引領多樣化社會思潮。然而,有人卻借機提出“網絡價值中立論”、“網絡自由論”等錯誤論調。因此,筆者認為,兩種思路本身不存在孰優孰劣之分,應當辯證靈活地根據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變化特征和總體態勢,進行兩種策略的配合與調整。但關鍵在于,如何打破“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悖論,如何在網絡意識形態工作實踐中適度、準確把握“放”與“收”之間的合理張力。

其四,如何深入推進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創新研究。“話語體系”是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必然要面臨的一個核心概念。那么,有幾個問題有待梳理清楚,即什么是話語體系?話語體系內部是如何構成的?話語權與話語體系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邏輯關系?馬克思主義理論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有何區別與聯系?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對話語體系創新研究所進行的闡釋,主要集中于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論證,繼而宏觀上提出話語體系創新的幾個基本原則或方法論。然而,關于話語體系的具體建構問題,尚需要進一步進行深入研究。例如,如何利用大數據技術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文本樣態進行數據提取和建模分析。

3、值得關注的幾個研究方向

    一是研究資本邏輯在網絡價值導向中的運作機理。當前網絡空間中,在國際和商業資本運作的推波助瀾下,資本的逐利性導致消費主義文化盛行,引發人們的精神危機。“網絡自媒體生意”背后已經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條和一套成熟的運作模式,在吸引注意力的資源上掌握著極大優勢。在市場經濟和復雜的國際環境下,自媒體平臺存在著媒介權力尋租的可能性,為滿足個人私利而轉讓其社會屬性成為服務于某些利益集團的工具,用一種隱蔽式、潛移默化式的手段消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認同感。當前已經有學者覺察到了資本逐利性在網絡空間給意識形態建設帶來的危害,但對其運作原理還需要進行深入探究和挖掘。

    二是研究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國際路徑。國際社會話語權的爭奪實質上是意識形態話語權之爭,西方國家利用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在謀取國家利益方面屢屢得逞。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肩負著擴大社會主義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責任。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當前國際網絡思想交鋒中 “西強東弱”態勢雖有所扭轉,但還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如何打破技術和語言弱勢,變被動為主動,將中國道路的實踐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還需要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和中國故事、中國聲音的網絡國際傳播研究。加強中國在世界思想文化領域的話語權,無論是在外交領域還是從國際關系研究的視角,提升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和生命力,消除、回應和反擊西方的意識形態偏見,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間。

    三是加強網絡意識形態話語客體(對象)的差異化和針對性研究。網絡社交改變了現代人社會交往的方式,受網民年齡、身份、興趣、政治傾向、利益訴求等不同因素的影響,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網絡群體或階層,例如“網絡大V”、“自干五”、“小粉紅”、“果粉”、“美粉”、“網絡迷群”等。根據社會階層理論,以網民“用戶需求”思維為導向,分析不同網絡群體的特征,以保證網絡主流思想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策略的精準性。

    四是持續保持對社會思潮網絡傳播方式新變化的重點關注。作為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爭奪話語權的主要對手,各類“非馬”、“反馬”的社會思潮都將網絡作為傳播的最大平臺,并且它們相互之間還存在不斷交叉融合的動態變化趨勢。除了加強對其思想實質、價值內核和主要危害的理論批判以外,也要重視其網絡傳播規律和方式途徑的研究。同時,還要對各類網絡社會思潮保持動態化跟蹤研究,對網絡上的“左”、“右”思想之爭中持不同政治見解的觀點和聲音進行研判、分析和引導。

    五是強化對網絡治理和網絡協商民主問題的研究。在網絡賦權的背景下,網民的民主政治意識“覺醒”和權利訴求日益高漲,對構建和諧、穩定、有序的網絡話語秩序造成較大壓力。很多思想問題的引發,根源在于現實利益的矛盾與沖突。針對網絡謠言、網絡抗爭、網絡輿情等問題造成的負面影響,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在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的資源優勢,澄清是非,引發討論,引導輿情提供建設性意見。因此,加快網絡協商民主的體制機制建設顯得尤為迫切,需要在下一步研究中繼續完善。

    六是加強對網絡文藝發展的研究。在構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方面,文藝傳播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同時也是錯誤思潮與價值觀最容易集中出現的領域,網絡上淡化文藝意識形態屬性的聲音此起彼伏。而且,當前網絡文藝中存在的庸俗化、低俗化、惡俗化等傾向較為顯著,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在很多作品中大行其道,對于如何促進這些“灰色地帶”向“紅色”轉化,應當加大研究力度。

    七是從歷史維度加強相關基礎理論研究。一方面,梳理當代中國二十多年來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爭奪態勢的歷史演變過程,及時總結近年來國家在網絡意識形態建設和治理中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更加有利于判明未來網絡意識形態研究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不僅要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中汲取資源,也要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過程的得失經驗中尋找理論支撐,從社會日?,F實生活中提煉和總結規律,尤其是加強對當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關于“網絡治理”、“意識形態話語權”等方面的理論研究,構建具有時代感與現實性的“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理論體系,成為當前基礎理論創新亟待開展的工作。

    八是研究國外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經驗與教訓。世界上每個國家和執政黨都有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西方作為互聯網技術的誕生地,其學術研究開展于20世紀80年代,社會發展也比我們更早步入網絡時代。因此,在網絡傳媒打造、網絡文化傳播、互聯網法制建設以及網絡治理等方面,有諸多可供我們學習借鑒的經驗與啟示。但也不可否認,“網絡意識形態問題”在很多國家也都存在,例如,在烏克蘭、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的所謂“顏色革命”中,都潛藏著網絡意識形態滲透的蹤影,而美國和俄羅斯也在總統大選中互相指責對方利用互聯網進行了政治滲透與干擾。因此,需要及時關注國外先進網絡治理理論與實踐動態,總結域外國家地區在網絡意識形態建設方面的失誤,并吸取其教訓。

    九是加強對網絡宗教“泛化”和“極端化”問題的關注。有些極端民族主義打著宗教信仰的名義行危害社會主義建設之實,破壞法治建設、制造民族隔閡和分裂祖國統一,甚至蛻化為社會黑惡勢力。受此不良影響,近年來國內網絡輿論中不時出現一些類似“大漢族主義”等負面情緒和論調,倘若不加以及時有效疏導,同樣會有害于中華民族內部的團結和穩定。對此,如何堅決打擊網絡上的宗教極端主義,以及怎樣將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引導到正確的、理性的愛國主義道路上來,防止其走向群體狂熱,學界應當給予更多關注。

    十是強化實證研究和案例分析研究。“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是一個思想性和實踐性都非常強的問題,中國網民的政治立場究竟如何?青年人的整體思想狀況是何表現?當前國內網絡意識形態輿論斗爭的發展態勢到了何種地步?對于以上情況的判斷,都需要建立在科學有效的實證調研基礎上,既要開展廣泛的問卷民意調查,也要有針對相關領域經驗人士的重點訪談,還需要學者保持對網絡媒體平臺上信息動態的長期關注。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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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趙麗濤:《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網絡話語權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10期。

作  者:楊洋(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胡近(上海交通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  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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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寒江雪 更新時間:2019-07-05 00:00:55 關鍵字:政治  理論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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