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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法律構建現代國家與全球秩序

時間:2019-07-08 00:00:36   來源:法意讀書   作者:強世功    點擊:

通過法律構建現代國家與全球秩序

強世功

強世功:通過法律構建現代國家與全球秩序

我對王紹光老師的研究有一定了解,除了他關于國家能力的系統論述,還有對民主問題的獨到研究。他今天所講的內容雖然并不陌生,但完整聽了這個研究報告,還是很震撼。他有一個如此宏大的想法,且要寫成著作,我非常期待。作為評論人,我想就王老師演講的內容,談三點看法。

01、“中國學派”:跨越學科,面向世界

這個講座放在大學里非常重要,尤其有助于在座的大學生或研究生開展學術研究。

其一,關于學術研究或科學研究問題。大學是探索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是用科學方法展現出來的,因此大學研究一定要秉持科學研究方法,從而將你的研究最大可能地區別于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往往是結論先行,取決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而科學研究則強調論證過程的重要性,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共同接受一套科學的論證方法。王老師的研究就是要挑戰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即關于“改革開放”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假定只要“改革開放”就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并由此來批判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經濟社會政策。然而,王老師恰恰從科學研究的角度,用大量的數據、圖標、案例、文獻來說明,“改革開放”與“經濟增長”非但沒有必然關系,甚至在很多國家恰恰由于“改革開放”導致國家經濟不是增長,而是經濟崩潰,典型的例子就是烏克蘭。但他的目標不是簡單地批判這種“改革開放一搞就靈”的意識形態,而是進一步探討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改革開放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為此,他特別提出軍事財政國家這個問題,研究國家的軍事能力和財政汲取能力對于改革開放推動經濟增長的支撐性作用。

剛才孔丹理事長介紹王老師,說他是“中國學派”的重要代表人。我的理解“中國學派”就是強調用科學研究的方法展現中國人看問題的獨特性,“中國學派”就不能理解為研究中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學派”恰恰要有一種全球視野,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看全球人類歷史發展。王老師的研究就是這種典范,你看他用的數據和文獻大多數是西方學者,但他得出的結論往往不同于西方主流學者的觀點,因為西方主流學者往往從西方的視角看問題。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把王老師的研究,就會發現他始終在與西方主流學者進行對話。他關于民主、選主、抽簽問題的研究如此,關于國家能力的研究也是如此。

講到國家能力問題,就會注意到王老師所提到的“失敗國家”問題。這就涉及到政治學研究中如何研究國家問題。一類研究就是強調從政體入手來研究國家,從而比較各類政體。這種理論受到意識形態影響,從而將自由民主政體看作是最佳政體,以至于很容易將經濟社會發展歸結為政體因素,比如“華盛頓共識”就是建立這種理論假定之上,主張要推動經濟發展就必須采取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化。和王老師很熟悉的福山就是這種理論代言人之一,他在《歷史的終結》中主張自由民主政體是人類政治秩序的終極目標。這本書差不多成為一個時代、一種意識形態觀念的代名詞。在嚴格意義上,這是一本具有哲學思考和意識形態主張的暢銷書。在嚴肅的學術思想界,往往瞧不起類似媒體寫作的意識形態宣傳。就像當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缺乏嚴肅學術論證的意識形態暢銷書。后來,哈耶克后來花很大精力寫《自由秩序原理》,證明自己是嚴肅的學者,而不是媒體寫手。福山也是這樣,他后來寫作了大部頭的《現代政治秩序的起源》,放棄了《歷史終結》中的意識形態主張,而強調國家能力、責任政府和法治的重要性,政體問題淡出其理論視野。

當福山沉醉于“歷史終結”問題時,王紹光教授在1992年就開始系統提出國家能力問題,福山多年后對國家建設和國家能力的強調某種意義上也是受到了王老師們的影響。不過,在王老師和福山之前,福山的老師亨庭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這本經典著作中就率先批判西方政治學中基于意識形態劃分的政體理論,從國家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政治秩序”這個概念。他提出的“政治衰敗”這個概念就變成后來所說的“失敗國家”。亨庭頓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那么多接受西方民主憲制的國家最終陷入動亂、暴力、無政府狀態的“政治衰敗”?他意識到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從政體出發思考問題,而必須以更為嚴肅的科學態度思考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秩序與國家能力的關系問題。因此,亨庭頓在書中首先就批評美國流行的自由民主政體推動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宣傳,率先在西方思想界高度贊揚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黨體制,認為政治現代化的導師不是在華盛頓,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他甚至贊揚土耳其軍人政府在政治現代化中的作用等等。在冷戰氛圍中,亨庭頓的學術主張無疑需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氣,將嚴謹的學術研究區別于意識形態宣傳。

比較之下,中國學界往往不能區分嚴謹的學術研究和意識形態輿論宣傳,甚至主流理論研究非常意識形態化,普遍從政體意識形態角度看待中國政治和西方政治,以至于王紹光老師的研究往往把貼上“新左派”標簽。這種意識形態的標簽其實很有意思,大凡被貼上“新左派”標簽的往往是最具有思想活力、學術研究最扎實的學者,相反的很多知名人士人往往習慣于宣揚一些意識形態上看起來政治正確的東西,但卻恰恰是思想貧乏、研究乏力的人。這些人一旦離開媒體炒作在學術界就沒有任何影響力。我們把王老師的研究放在這個政治學研究的傳統中,就看到他和亨庭頓乃至福山都在關注國家能力問題,從而將社會科學研究區別于意識形態宣傳。因此,“中國學派”必須要在全球思想對話中產生的,而絕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必須變成扎實嚴謹的學術研究而不是輿論宣傳。我希望在座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在讀書期間要區分學術研究和媒體輿論,像王老師這樣扎扎實實地讀書做學問。

強世功:通過法律構建現代國家與全球秩序

其二,關于專業化與跨學科專業的問題。王老師講的問題非常重要的,但他追隨問題的思考就會不斷突破專業限制,進入到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財政學、軍事學等領域。我們在大學首先面臨的就是學科劃分乃至學科中的專業劃分以及專業中的具體研究方向的劃分。專業化是非常必要的,它讓我們把一個專業問題向下扎。但是,一旦我們脫離專業問題,進入其他專業領域,可能就是一個“文盲”。這一方面意味著我們思考問題首先要有專業的意識,尤其是要知道自己所學專業的邊界和局限性,另一方面意味著我們一旦越出自己的專業進入其他專業不僅要小心說話,而且要大量閱讀其他專業領域中的文獻。王老師的講座內容本身就是一個典范,他從政治學問題入手,深入到財政、經濟、歷史問題中,閱讀了大量的相關領域的專業文獻。

比較而言,我們大學中最大的問題一方面是專業的隔膜,局限于專業知識,但沒有思考問題,被問題牽引而越出專業向其他專業學習并展開對話,但另一方面是缺乏專業自覺,以一種專業帝國主義的態度,一旦在自己的專業中取得點成績,就認為對所有問題都有了發言權。比如我們的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微觀經濟學,研究企業和市場,這本身沒有什么問題。但問題是大量的經濟學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學素養和社會學素養卻大談特談政治改革和社會治理,甚至談歷史問題、人類文明問題。因此,我希望在座的同學以王老師為榜樣,圍繞問題的思考,越出專業的局限,廣泛閱讀其他領域的著作,這樣的閱讀和思考反而能夠獲得一個相對整全的視野來看問題。正如潘維教授剛才講的,我們現在面臨的不僅僅是微觀經濟學所講的企業、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問題,也不是法律理論中的公民與政府的關系問題,而首先是人類歷史里邊國家與國家的競爭,文明與文明的競爭,群體和群體的競爭。王老師的研究恰恰是給這樣一個宏大的理論框架中,研究國家競爭、國家能力和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的內在關系是什么。

我們內地現在許多主流學者眼睛就局限在改革開放這40年,不僅不講改革開放前30年,更忽略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500年的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以為一講改革開放好像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王老師的研究就是針對“改革開放一搞就靈”的意識形態宣傳,這種宣傳和當年的“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一樣,很容易誤入歧途。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意識形態化,而要扎扎實實讀書做學問,既要有專業的自我意識和自我節制,又要思考一些超越專業的重大問題,從而推動跨學科和跨專業的研究。

02、西方國家的治理轉型:從殖民主義到帝國主義

從中美貿易戰看來思考國家能力問題。王老師一開始說,我們今天面臨著中美貿易戰。什么是中美貿易戰,就是中國想要和美國進行貿易,可美國想要對中國關起國門,提高關稅,甚至禁止美國所有公司與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開展貿易,將其逐出美國市場。這是什么故事?這不就是1840年中國不要和西方做貿易的故事嗎?中國說,你要做貿易,可以,必須和政府的商行,也就是廣州的十三行進行貿易。西方列強怎么說中國政府的?不就是閉關鎖國,妨礙自由貿易嗎?那怎么辦?我們都是知道,就是用炮艦戰爭打開東方大門。今天,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不都批判清政府閉關鎖國,批判修長城的封閉思維,甚至為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做辯護嗎?如果按照這個邏輯,中國應該怎么辦?我們成為自由貿易的推動著,而美國卻要搞關稅貿易保護。美國自甘落后,連5G都不讓用,脫離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那是不是要用炮艦打開美國的貿易大門,用炮艦摧毀墨西哥邊境上的長城,幫助美國進入到人類5G文明的發展軌道上?我不知道大家面對著兩個案例,怎么保持自己在理論上的內在一致性,而不要搞意識形態上的雙重標準。

今天美國之所以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全球貿易體系之外,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美國優先”。我不知道在一個全球秩序中,“美國優先”的主張是不是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今天,美國說的每句話都被一些開明人士看作是具有道德性和正當性,所有也就不會質問和批判“美國優先”。當年清政府閉關鎖國,將西方列強排除在中國的朝貢貿易體系之外,不接受西方的自由貿易體系也有自己的道德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中國的禮制,即中原王朝對高麗、琉球、安南等這些邊緣相對落后的藩屬國具有經濟援助的道德義務。中國一旦采用西方模式的自由貿易,那就意味著中原王朝與周邊藩屬之間道德互助關系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換,那就意味著將要藩屬國變成殖民地,要么是中原王朝的殖民地,要么變成西方列強的殖民地。事實上,日本一旦脫離中華朝貢體系,就立刻將朝鮮、琉球變成其殖民地,甚至在中國東北開拓殖民。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清政府當時像日本那樣率先改革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那么高麗和安南就會順利成章成為其殖民地,甚至連日本也要首先變成中國的殖民地,那么1840年以來的全球歷史就會完全改寫。由此引發的問題是:比較中華朝貢貿易體系中的藩屬國和西方自由貿易體系中的殖民地,哪一個在制度安排更具有道德性和正當性?這個問題至今依然是未能回答的問題,古今中西的問題都纏繞在這個問題上。今天,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而我們的領導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個對世界體系的不同理念背后具有悠久的文化歷史傳統。

我們今天在王老師這里看再次重溫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強烈批判,如果把這種批判與對中國閉關鎖國問題和“美國優先”問題放在一起思考,與在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對人類秩序的不同想象一起來思考,或者與西方主導全球五百年和中國崛起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一起來思考,就會變得非常有啟發性。因此,對全球秩序的思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考,對中美貿易戰的思考,不能脫離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礎和正義基礎的思考。而很多人自覺不自覺接受了美國的說法,喪失了對基本的正義、正當問題和道德問題的判斷力。將“客觀事實”當作“價值規范”,甚至接受了“正義乃強者的利益”這種觀念,以至于我們面對美國在全球拿著關稅大棒搞赤裸裸的霸權主義,也喪失了思考和批判能力。比如,最佳大家都看到美國拿不出任何證據卻可以赤裸裸地扣押孟晚舟、全面圍堵華為。最近,我們組織翻譯《美國陷阱》這本書,相信在座不少看了這本書??赐赀@本書,你就會想起當年魯迅對中國文化傳統批判,說翻開歷史每一頁都看到歪歪斜斜的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但最后發現背后是“吃人”兩個字。魯迅對中國傳統太刻薄,但把“仁義道德”換成“自由法治”四個字來看所謂的西方文明史,我覺得非常恰當。今天,王老師強調在西方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是軍事財政國家的崛起,國家能力首先就展現為軍事能力和財政能力,前者不就是“火槍”的殖民主義,后者不就是“帳薄”的資本主義,這兩個哪一個不是“吃人”的制度?

強世功:通過法律構建現代國家與全球秩序

但是,如果從國家能力的角度看,我們要注意王老師講的內容集中在19世紀之前的軍事財政國家所發展起來的殖民主義,這實際上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第一個階段,然而進入20世紀之后,資本主義對全球的控制逐漸放棄了赤裸裸的殖民主義掠奪,而是變成了一套更加精巧的帝國統治,那就是依靠金融的資本投資、知識產權保護、文化教化的話語權控制等手段來控制全球,這實際上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全球自由貿易的“自由帝國”階段,英美帝國就是這個階段的典型。今天全球僅如何互聯網的時代,進入根服務器控制全球的時代,那是不是意味著西方資本主義進入第三個階段,我們暫且不論。我這么說的意思是,同樣是國家能力,也有一個升級換代的問題。因此,我希望王老師對國家能力的論述能夠從19之前的論述推進到20世紀的論述,看看二十世紀以來國家能力進行了怎樣的升級和演進。我為什么要提到《美國陷阱》,就是從這個上看出美國對世界的控制已經到了非常精細和微妙的地步,這就是法律技術的運用。我剛剛給《美國陷阱》寫了書評,提醒大家注意美國建構了一個全球法律帝國,我們都知道美國在全球的軍事霸權,也有人不斷寫“金融帝國”,但很少管關注“全球法律帝國”這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律技術的運用已經成為一種獨特的國家能力。這就是涉及到我要講的第三個問題。

03、國家治理現代化:充分認識現代法治的抽象建構能力

首先,我想給王老師的研究補充一個案例。比如同樣是現代的軍事財政國家,同樣是歐洲殖民帝國,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帝國最后衰落,而荷蘭、英國這些帝國興起,在帝國理論的比較研究中,這是一個普遍的話題。這里只想提供孟德斯鳩的一個思考,他認為二者的差異在于對美洲發現的黃金、白銀的不同態度上,前者將黃金白銀作為財寶珍藏起來,后者將黃金白銀作為貨幣流通媒介。這就意味著前者依然是封建主義的財富觀念,而后者是資本主義的財富觀念。那么,這兩種財富觀念的區別在哪里?就是在于我們說的封建的財富是有形的、具體的金銀財寶,而資本主義的財富是無形的、抽象的貨幣,而這種從有形、具體到無形、抽象的發展演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其作最為全面、深入的哲學、社會學論述。具體的財寶總是有限的,而抽象的資本貨幣確實無限的。這才是為什么荷蘭英國最終戰勝葡萄牙、西班牙的根本原因。

然而,如果我們在追溯這種不同財富觀念的起源,必須抽象貨幣的發展。早在15-16世紀,威尼斯作為對財富進行抽象的貨幣交易中心。但我們必須注意:財富從有形轉向無形的關鍵就在于法律的建構,恰恰是一套關于金融、證券乃至后來的知識產權法律建構起資本的無形價值,抽象的法律技術建構出抽象的公民身份乃至抽象的財富:資本和知識產權等??梢哉f,如果沒有這一整套法律體系的建構和支撐,就無法理解為什么一張紙(貨幣)可以無所不能。因此,抽象財富是由抽象的法律所建構起來的,韋伯關于形式理性法的討論,就是以這種維護抽象化財富的市場交易體系作為基礎的,形式理性法建構一種“穩定的預期”,這種穩定預期就是財富的秘訣。美元一張綠紙就建立在美國的法律體系所建構起來的穩定預期之上,當然這種預期最終由美國的軍事實力來保護的,這在法學理論中就是法律必須有國家暴力來強制執行以建立穩定的預期,沒有國家強制力強制實施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但是,我們必須辨證地看,如果沒有這種創造抽象財富的法律建構能力,暴力統治也無法持久。這就是為什么草原帝國很快就崩潰,而海洋帝國卻可以持續存在,因為后者創造了一套用法律來建構的全球財富轉移體系。

由此,我們恰恰看到全球資本主義霸權也隨著資本主義金融交易中心的轉移而轉移,比如從早期的威尼斯轉到后來的鹿特丹,最后在18世紀轉移到倫敦,二戰后轉移到紐約。這種財富轉移的過程,既是經濟中心和軍事政治中心的轉移過程,也是法律建構能力不斷升級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早期殖民主義的軍事財政國家,轉向了用科技、金融、法律和文化觀念編制起來的更為復雜的自由帝國體系,霍布森和列寧稱之為“帝國主義”并就其看作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這個“高級”就是統治技術越來越隱蔽。王老師所說的軍事能力和財政能力固然是其重要的支撐性力量,但法律技藝的運用,法律治理能力的提升卻可以放大這些軍事和財政力量。如果我們比較蘇聯和美國,當年在科技、軍事和財政能力上,蘇聯甚至占據一定的優勢,但是由于缺乏金融、法律和文化觀念這些國家能力的配合,最終失敗。

我們要注意到,蘇聯解體之后,美國的一個重要戰略就是從軍事對抗轉向對全球經濟的控制,而其控制手段都是通過法律建構出來的。比如我們大家都知道“反恐戰爭”這個概念,但真正的“反恐戰爭”不是我們電影上看到的打打殺殺,而是美國以“反恐”為名通過一系列法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愛國者法案,來審查全球資本的流動情況,“反恐”一線的真正戰士乃是美國財政部、司法部、國土安全局的文職官員,他們追查哪些機構的為恐怖組織提供經費,切斷恐怖組織的資金鏈比戰場上的槍炮更能消滅恐怖組織。而這就涉及到美國訴訟法中的“長臂管轄”問題,包括海外反腐敗法,以及在此基礎上建構的一系列國際公約。在這方面《美國陷阱》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個案。任何企業和個人如果用美元交易、如果用服務器在美國的郵箱發送郵件,都在美國的“長臂管轄”范圍。在這個意義上,世界上大多數企業和個人都落入到“長臂管轄”的范圍,都成為美國建構的全球法律帝國下的臣民。

由于中興通訊、孟晚舟蒙獄和華為遭受的打壓,我們知道了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可我們要知道,就在2018年3月美國通過了《云法案》,將美國互聯網公司的信息云或者任何服務器在美國的信息云都置于美國司法的管轄之下。我們今天都知道“百度云”、“阿里云”、“騰訊云”,那我們就要問:這些云是不是由此落入美國司法的“長臂管轄”范圍?尤其是我們國家在大力推進政府信息化建設,政府與這些大公司進行大規模合作,將許多國家重要信息都存儲在這些“云”上。那么,美國是不是可以合法地要求這些公司提交它所需要的信息,否則就以違反美國的法律而遭受嚴厲懲罰呢?這顯然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讓我們回到學術問題上,我的意思是在今天的信息化時代,講國家能力的時候,可能需要把這個能力進一步細化。王老師概括了八種重要的國家能力。我覺得應該增加一種能力。那就是法治能力或者法律能力,即用法律的技術手段來巧妙地解決問題的能力。法律能力是一套完整的抽象化的東西,把一個具體的東西變成一個抽象的東西。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看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從簡單的、具體的治理走向越來越復雜的、抽象的治理?,F代社會就是一個抽象社會。如果從抽象治理的角度看,在科學技術中,最抽象的莫過于數理化,我們今天的技術發展的瓶頸就在于基礎學科;在財富的中,最抽象的莫過于貨幣,目前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也就是在探索一種比紙幣更抽象的電子貨幣;而在權力中,最抽象的莫過于法律,中紀委干部可以留置手握軍權的將軍,就是因為他們掌握著法律武器;而在觀念中,最抽象的莫過于核心價值,政治哲學和政治神學的爭論,哲學觀念、“大師宗教”的爭論都在這個抽象層面展開。

如果我們理解了人類歷史治理不斷邁向抽象化的發展方向,那么在國家能力中,法治這種抽象化的能力就變得非常重要。福山在《現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將法治看作是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看到法治在建構秩序中的重要功能。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看目前的中美貿易戰,那么我們和美國的最大差距就在這種抽象能力上。比如在教育領域,我們最薄弱的就是基礎教育,我們在工程技術的具體動手能力非常強,但科學思辨和抽象的想象力能力比較弱。在財富領域,中國人今天依然都熱衷于房地產、購房、囤積黃金,關心具體的、可見的財富,而對股票沒有信心,相反美國人的財富都集中在股票中,中美貿易戰中對美國最大的殺傷力其實在股票市場,西方資本主義危機都出現在股票。這種虛擬經濟雖然有其脆弱的地方,但能夠建構起虛擬經濟體系本身恰恰證明其具有強大的軍事支撐、法律技術的復雜建構和文化觀念的引導塑造,從而建立起對這種虛擬價值的認同和信賴。我們可以在理論上批判這種虛擬經濟體系,但不能不承認全球化必然推動人類生活在這樣的虛擬體系之下。我們在國內的經濟發展批判“脫實向虛”是對的,因為我們的“脫實向虛”最后維持得是美元霸權體系。但是,如果中國未來要發展為真正的全球性大國,必須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結合起來,“兩手”都要硬,都要強。美國現在的問題就在于“虛擬經濟”缺乏“實體經濟”的支撐,所以會對中國展開科技戰、甚至金融戰,以便回流資本,推動其實體經濟的發展。而中國在加強實體經濟的同時,必須重視虛擬經濟,讓虛擬經濟服務于實體經濟。我們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就必須具有用復雜的法律技術來建構抽象財富的能力,必須具有管理和駕馭這種抽象財富的能力。我們設立亞投行、在上海建立石油期貨市場等等都是著眼于全球,加快提升建構和駕馭抽象財富的能力。

強世功:通過法律構建現代國家與全球秩序

因此,國家的軍事能力和財政能力固然重要,但要將這些能力從原始的、初級的野蠻能力,提升可以種精巧的、高級的、復雜精妙的能力,這就必須要具有法律技術的建構。而這種法律技術的建構不是我們法學教授講講怎么立法,而是要具有實戰經驗的專業律師來操作。我們國家法治發展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學家和法官,其實國家應該真正重視的是具有全球化視野的商業律師階層。我們不要把“法治”搞得很神秘,變成了一套神化了的意識形態,而要在社會科學意義上強調,法治乃是一套技巧的國家治理術,用王老師的概念來說,就是一種獨特的國家能力。遺憾的是,我在博士期間討論“法治”作為一種國家治理術的時候,不知道王老師早就提出國家治理能力這個問題。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四中全會作為“姊妹篇”又進一步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顯然是希望通過法治的治理來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的升級換代。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首先就是全球法律治理。

今天中美貿易戰的核心是什么?是法律,是規則,涉及到知識產權、WTO、反壟斷和政府補貼等法律問題,這也是全球法律治理中的規則問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團中很多是熟悉具體國際金融和法律操作的金融從業者和商業律師,而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團中很多是熟悉經濟政策的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這個小小的差異反映的不僅是國家制度方面的差異,而且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差異。今天的中美貿易戰恰恰讓中國思考如何面對全球法律治理問題。而要具備全球法律治理能力,首先必須提高依法執政、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發揮商業律師和訴訟律師在國家治理的作用。西方的商業貿易到哪里,人類學家、傳教士、商業律師和會計師就跟隨到哪里,知識、信仰、商業、法律相互交織在一起,構建起西方的全球帝國。比較而言,我們的商業貿易已經覆蓋全球,但我們的人類學家依然滿足于調查中國的村莊,我們的知識體系亦步亦趨跟著歐美,缺乏對世界問題獨立的思考,我們在海外滿足于大學中的孔子學院,而不是去辦中文幼兒園和小學,去創辦免費醫院來獲得普通民眾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認同。一句話,我們商業貿易是依附于西方建構起來的全球體系,而未能建構自己的全球體系。

最后,我想用兩句話結束今天的討論。第一句話就是“師夷長技以治夷”,我們接觸和學習西方不到200年,中間還有知識上的斷層,所以我們對西方的理解依然很皮毛。批判美國的全球法律霸權很容易,但讓你建構起全球法律霸權試一試,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難。因此,我們對于美國建構的全球法律治理體系,不僅要持批判的立場,更要持虛心學習的立場,學習越認真,才越有資格批判。大家都知道最近香港因為《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政治爭議,我們在“一國”之內香港、臺灣和內地之間的司法協助問題都搞不定,我們在“一國”之下治理香港彈丸之地都面臨如此巨大的難題,就知道我們距離全球治理有多遠。這就意味著我們應該老老實實、更加虛心地學習。

第二句話就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西方建構的這種商業法律的世界體系有500多年的歷史,我們被納入這個世界體系還不到200年的歷史,我們在這個體系中獲得獨立的尊嚴和地位只有70年的歷史。更重要的,中國真正告別農耕生活也不過30來年,我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國家治理方式很大程度上脫胎于農耕時代。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雖然在崛起,加入到全球商業貿易體系中,但我們缺乏建構全球體系的知識和人才儲備,缺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治理世界的能力。我們習慣于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而不理解社會主導的治理模式,看不到今天的全球治理已經進入到“后主權時代”,各種商業機構、非政府組織與主權國家交織在一起,成為建構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

總之,面對世界格局的變化,我們應當以一種從容的心態面對,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在應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中,不斷學習美國治理全球的經驗,從而提升我們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過去幾十年,我們很快學會了如何駕馭市場經濟,相信我們也會學會如何駕馭一個法治社會,進而學會駕馭復雜的全球法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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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寒江雪 更新時間:2019-07-08 00:00:36 關鍵字:政治  理論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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